1969年2月初的一天,我们集体户的同学从山上打柴回来在卸车的时候,生产队长过来告诉我说公社通知让我到公社去一趟。卸完车,我没顾得梳洗就直接去了公社。在公社值班室里,炕上坐着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同志在翻看一本书,我问他:“孟秘书呢?”他说:“出去了。你是哪个集体户的?”我答:“南关八队的。你是搞外调的吗?”他答:“嗯。你们集体户冷不冷啊?”我说:“不冷。”他又问:“能吃饱饭吗?”我说:“能,我们集体户比在家吃得好,集体户还能吃到煎饼和锅出溜呢。”他高兴地说:“是嘛!你们搞得真不错。你是小户长吧?”我说:“你咋知道?”他说:“我看你像。”我心里想你还会相面啊!这时孟秘书回来了,他看我们俩聊得挺热乎,以为我们认识,也就没给我引荐他。
孟秘书给我拿了一摞学习资料,然后对我说:“这是县委申书记带来的,你们集体户是样板户,好好组织同学们学习学习。”我接过书说:“申书记啥时候来的?”孟秘书看着我说:“你不认识申书记啊?”我说:“我没见过申书记怎么会认识他?”孟秘书大笑着说:“我还以为你认识呢!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咱们县委的申书记。”我对申书记说:“你不是搞外调的吗?”他笑着对我说:“是啊,离开县委到你们公社来搞调查,这不是外调吗?”我有些尴尬,他却和蔼地看着我这一身城乡结合装扮说:“你们集体户搞得不错,伙食搞好了,同学们就不想家了,爹妈也就不惦记你们了。你当户长要好好干,记住要抓住根本,要用毛泽东思想育人。”
我告别申书记和孟秘书,他们俩把我送到公社的大门外。看着我头戴大皮帽子,腰里扎着绳子,腿上打着绑腿,脚上穿着棉胶鞋的打扮,申书记对孟秘书说:“这丫头真是个假小子啊!”
回集体户的路上,我回想着申书记的话,感到很亲切,他知道我们想家,还知道我们把伙食搞好了爹妈就不惦记了。看来他还真挺了解我们的。
四十多年后的一天,采访老兵我来到了申文澈的家里,解放战争时参军的申文澈的老伴儿李光淑和我聊起了已经过世多年的申文澈,她还给我拿了一堆关于申文澈的资料。听过李光淑的回忆和资料的记载,我比较详实地了解了我们当年那个深受辉南人民爱戴的好县委书记申文澈。
一、为工作而学习
申文澈1925年出生在朝鲜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里,因家境不好,他只读到小学毕业就辍学回家耕田了。1939年,父母为寻生路带着孩子们来到了中国现在的辽宁省清原县马前寨子租种土地维持生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东北发生了巨大变化,共产党率先占据了东北,人民军队和革命干部对待东北人民和蔼可亲的态度暖了老百姓的心,翻身得解放的农民在分得耕地后倍感安全,他们有了生存的希望。为了保卫过上的好日子,申文澈参加了人民军队。1946年8月他被送到李红光支队举办的学校学习。学习结束以后,他被分配到辽宁省第四分区武工队打游击。1949年调到海龙县土改工作队。1950年开始进入政府机关工作,先后任职过海龙县民政科股长、水利科科长、县委宣传部部长、县委副书记。1959年调任集安县委副书记,1962年调任辉南县委副书记、书记,1978年调任通化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1985年是申文澈出生60周年,参加工作40年。然而,他竟然在这一年里匆匆地走了,永远地离开了他深爱着的祖国、人民、党的事业和他爱恋着的家人。申文澈过早地离世,是与他拼命工作,透支身体有关的,因为他40多年里身心始终都是很疲劳的。
申文澈是朝鲜族,在汉族人中生活他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而给汉族人当领导他需要懂得的东西应该更多。当他领导一班人带领一个县搞建设时,他应知应会的东西是需要超出一般人的。他能够胜任科长、宣传部长、县委书记、副专员的职务,都源于他的勤奋学习。从参军那天起,申文澈就是一个学习狂,挑灯夜读是他一生养成的好习惯,书本是他的导师,不懂不会的他都去找书。而当他身在群众中时,他又拜百姓为师傅,不耻下问。为了学习,申文澈避开爱人和孩子求他一同看场电影的眼神,狠心让爱人退掉了自己那张票,一个人在家静心阅读;为了学习,他读书到深夜,困倦了,他洗洗头和脸,继续读下去;为了学习,他在头疼的情况下依然不肯放下书,吃上一片止疼药继续看书。学习到0点以后是申文澈的作息时间,他的一生应该说是学习的一生。申文澈是深受群众爱戴的好领导,也是党组织信赖的好干部。他的工作业绩是很突出的,其业绩来自他对上级精神的领会,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对自己权限内的具体工作与党中央要求的准确结合上。这一切都与他的努力学习分不开。
二、率先垂范,干在一线
申文澈在辉南县工作了十多年,村村镇镇都留下过他的身影,山山水水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率先垂范是他的作风,要求下级做到的他先做到了。他虽然是一县的最高领导,但是他的工作现场在农村,在当年的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干在一线是他的风格。
申文澈是工作狂,狂到不顾自己死活。他在工作中密切联系群众,从不摆领导的派头,安排工作时听取下属的意见,检查工作落实情况时讲究实事求是,从不许虚报成绩,更不允许弄虚作假。
1962年,申文澈到板石河公社搞征购粮预收情况调查,公社负责人报了6万吨,申文澈听后沉思很久没有说话,待到主管部门的同志要落笔时,他语重心长地说:“我看你们完不成这个数吧,扣除‘三留’之后你们再报吧。”申文澈直点要害的态度使在场的干部都十分震动。为了教育干部,他当场和大家一笔一笔地把任务落实到了5.5万吨。
一次,申文澈带县委办公室的一个同志步行四十多里路来到辉发城现场办公。走到田间他二话没说就挽起裤腿,接过农民手中的镰刀和农民一起割起了水稻,社员们看县委书记和他们一起劳动都很兴奋,大家干得更起劲了。突然天空涌过来一片乌云,下起了雨。队长看着马上就要割完的那块地说:“大家加把劲儿,就剩这一旮沓了。”乡亲们看着没带雨衣的申书记心疼,都劝他进房子里歇歇,避避雨,可申文澈却坚持和大家干完了活儿一起回村了。
1974年腊月初七,申文澈惦记着乡下农民年底分配情况,他来到了辉南县庆阳乡东甸子村。因为第二天过“腊八”,乡领导以汇报会为名把他从东甸子村接到乡政府,想安排他第二天休息,早晨再喝点“腊八”粥。可公社领导哪知道申文澈惦记的是春节临近了,村里年终分配搞得咋样了?工钱兑现了没有?农民过年有没有问题?。
第二天吃过早饭,申文澈又头戴棉帽子,脚穿大头鞋,踩着乡路上那厚厚的积雪,顶着凛冽的西北风步行三十多里路走访了三个村子,召开了三个座谈会,落实了年终分配,保障了农民能够安稳地过年。作为县委书记,他把党的温暖带给了农民。
1964年10月的一天傍晚,申文澈和王殿文同志背着行李走进了林家沟子村,逐户走访中申书记看到了衣衫不整的农民,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一夜,他坐在农民家的炕上抽闷烟,久久不能入眠。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就起来到村子里的田地里查看,村干部在地里找到了他。那一天,早饭前他在地里转了几个小时,下午他召开了大队干部开座谈会,会议开到下半夜三点才结束,会后申书记不但没有睡觉,而且还一个人一直抽烟到早晨六点多。乡亲们心疼申书记,给他做了一碗面条,可满腹心事的他一口没吃,只是说了声“谢谢。”
座谈会开了两天两夜,最后申书记动员思想保守的大队干部把旱地改成水田。村里人凭着对书记的信任同意了他的意见。开春了,申文澈亲自安排拨款,亲自派技术人员到村指导,林家沟子建成了抽水站,把水引上了山。这一年,林家沟子两千亩旱田改成水田后发生了大变化,过去年年吃返销粮的林家沟子人不但吃上了雪白的大米饭,而且还第一次向国家卖了几十万斤的余粮。
1972年5月,申文澈翻山越岭来到庆阳公社地窨子村,他把在路上采的大叶芹交给村干部说:“午饭吃山菜就可以了。”然后他参加了社员们的座谈会,他在会上说:“咱们当干部的要多想群众啊,既要多打粮食,又要为群众想致富的路,让社员多增加收入啊!”午饭以后,他带领大家到村子后面的山上查看山林和耕地,看到山坡那些青草野棵子,申文澈提出:“这些地方可以搞种植嘛,它能给村里增收的。”村里现场制定了种植山楂的计划。多年以后,5万株山楂结果了,满山红彤彤的。说到当年申书记帮助他们村制定种植山楂计划,村民说:“红果丰收了,村民也富了,可申书记不在了,地窨子村的人好想他呀!”
辉南县的平安川、楼街、板石河三个乡土地肥沃,有水田20多万亩,是水稻集中产区,也是辉南县的粮仓。但是一到春天三通河水几乎断流,大量水田插不上秧,为此造成减产。申文澈发现问题,记在心上。1974年秋后,申文澈把这件事提到了县委会上,他首先提出了修建小椅山水库,保证农田灌溉的意见,得到了常委们的支持。12月中旬,申文澈带相关部门的同志到小椅山水库上游蛤拉河踏查现场并决策修建小椅山水库。水库动工那天,申文澈亲自参加劳动,挖土、挑土篮,他和年轻人一样干在工地上。以后每次去工地检查工作他都参加劳动,他给了民工们太多的动力。1977年,储存量一亿立方米的小椅山水库竣工投入运行。这个水库不但保障了下游水田的灌溉,而且还可以养鱼、发电,直至今日,老百姓还在享受着水库带给他们的福分。
1975年,申文澈在安子河公社看到有农民在街上要饭,他很痛心。不久县里召开粮食产量汇报会,各公社干部都不示弱,都在奔产量过“纲要”汇报,申文澈心情沉重地说:“别说了,再这样增产增收,老百姓就都该饿死了。”
1976年全县统计上报粮食预计产量498斤,只差2斤就过“黄河”了,有同志说不可能就差2斤,咱就报500斤吧。可申文澈态度坚决地说:“不行,要实事求是。”结果当年实际产量超过了500斤,过“黄河”还有余,很多同志都为之惋惜,有的甚至要重新报表。申文澈说:“过黄河不是目的,多打粮食才是真格的,不要重报了,当干部到任何时候都不能为名利工作。”
三、严于律己 做出样子
申文澈当领导干部30年,严于律己是他的工作准则。在辉南当县委书记16年,他的家一直居住在一间只有12平方米的泥土房子里,冬天墙上的冰霜亮晶晶的。夏天,因房子低矮狭窄,屋地潮湿。他爱人想把屋里铺上地板,冬天能暖和些,夏天也可以解决潮湿问题,可申文澈不同意。他说:“我们的左邻右舍不都和咱一个条件吗?地板不要铺了。”十几年间,县直机关盖起了多栋新房,房产部门的干部多次求申文澈搬进新房,可他却对房产的同志说:“我们住的满好的,还是把新房调给人口多的同志吧。”县委书记住12平方米的低矮房子里,谁还能攀比住房?谁还敢讲享受?到1978年,还有多少人家人均居住面积只有4平方米啊!
申文澈常说:“共产党的干部,哪里方便在哪里办公。”县委书记申文澈仅仅12平方米住房,不但是接待站、饭店、办公室,有时还是旅店。八小时工作之外,家里经常是挤满了请示、汇报工作的人,上访的人,这些人也就成了申文澈家一日三餐的不请之客。
1963年是国家统购统销时期,供销社从外地搞到一批猪头,领导们考虑申书记身体不太好,按进货价派人给送到家里一个,申文澈坚持要按市场价付款,送猪头的同志无奈只好把猪头拿了回去。事后申文澈批评供销社领导说:“不能为照顾领导而打乱商品供应计划,如果各部门都利用职权之便搞些不正之风,就会破坏党的纪律,后果是严重脱离群众。”这件事在辉南县委、县政府引起不小反响。从那以后,没有人敢给申文澈送礼了。申文澈也由此举一反三地在县委班子中进行了一次整风。做出了县里开小型会议不单独办伙食,家在县城住的同志参加县里召开的会议期间不住招待所、不吃会议伙食、不享受会议补贴等决定。
申文澈要求下属做的,他先做到。母亲来他家,他让儿子用手推车去火车站接奶奶。妻妹来他家想继续读书,他对妻子说:“现在知识青年都动员下乡,我们也不能例外。”妻妹下乡了,返城后被招工在集体企业,姐俩都担心在集体企业没有前途。申文澈说:“我是县委领导,不能搞特殊化,劳动局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服从分配嘛!”申文澈大哥五个孩子都在农村,他一个都没给办到城里来。申文澈只有一个孩子,1975年儿子高中毕业后,按政策安排在县农机一厂当工人,县教育局打算保送他上大学,可申文澈说:“按政策当两年工人再说。”1977年,县法院要申文澈的儿子去法院当法警,可申文澈婉言谢绝说:“他当工人还不满两年呢,你们还是安排转业军人吧。”申文澈对自己严格要求,不徇私情,可他对百姓的疾苦却记在心里。一个因生活作风有点儿问题的知青回不了城找到他,他指示相关部门按照政策落实了知青返城,并教育该知青要努力工作。一位三个儿子在部队服役的军属老大娘找到申文澈要求给她待业的两个孩子安排工作,申文澈给安排了。事后老人家把答谢礼品送到了申文澈家,申文澈的妻子带着儿子一起把礼品给送了回去。
四、他心里装着群众
1964年申文澈下乡,在光辉大队得知一妇女的孩子有病无钱医治,他从兜里掏出五块钱给那个妇女,让她马上带孩子去公社卫生院看病。下乡看到搞社教的干部家里没有柴烧时,他掏出10块钱拿给那个干部的家属让她去买柴。
1965年,县委组织部干部金德龙家住乡下,上下班需要骑自行车跑三十多里路。申文澈了解到金德龙家人口多,收入少,如果住县城里两盘火生活更困难后很关心他,那一年机关给他补助了200元钱,一下子解决了金德龙家留口粮的大问题。虽然解决了当年的问题,但是对于金德龙这样入不敷出的家庭来说,需要的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金德龙的级别不该县委书记管,但是申文澈关心着每一个干部的温饱冷暖,到了1968年,看到金德龙生活一直没有起色,申文澈建议组织部门把金德龙调到了离家很近的楼街公社工作。
辉南供销社主任老宋在陪同申文澈下乡时犯了胃病,申文澈很是关心,走到哪里都告诉食堂给他做点细粮软食,而他自己却与其他人一样该吃啥吃啥。
1966年,申文澈看到朝鲜族中学一个孤儿身上穿的衣服破得不像样了,马上让妻子去买来了衣服和鞋子,看到新衣服后,他嘱咐妻子再把家里旧衣服给那个孩子带去点儿。妻子翻箱倒柜找出了旧衣服,然后带着一包新、旧衣服去朝中了,申文澈看着妻子的背影笑了。
1975年春节前,他得知县武装部长家生活困难没有买年货,他把家里仅有的40块钱给了身体患病且家里子女多的张部长,而自己家只是简简单单地过了个年。谁能相信县委书记家过年没钱了呢?
申文澈在工作中十分关心身边人的身体健康,巩国志患病住院,他亲自去样子哨看望,给了巩国志很大精神安慰。1976年春,申文澈看到巩国志胃病加重,频频催他去住院治疗,当医生做出为其做手术时,申书记亲自参与制定手术方案,当病情发生危险时,申书记亲自出马,果断决定请长春的教授来辉南做手术,使得巩国志转危为安。
申文澈凭他一心为民之心,赢得了老百姓的爱戴,在他工作过的辉南至今提起县委的申书记,老年人还都怀念他,念他的好。(5868字)
作者:孙艳华 图片提供:胡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