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景孚1929年生于通化县果松镇，8岁那年，他的父母都去世了，当时家里还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他们相依为命。在日本侵略者奴役下的南满百姓大多都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更何况几个无依无靠的孩子呢？父母去世没多久，樊景孚的哥哥、姐姐也都先后病逝了，他成了孤儿。居住在通化市内的叔伯姐姐看到无人照料的小弟弟可怜，把他接到了家里。没想到好景不长，他来到堂姐家没多久，堂姐於1939年也去世了。无家可归的小樊景孚只好上街流浪了，后来堂哥得知他的情况找到他，把他接到了四道江家里，并把他送到了学校读书。小学毕业后，他去临江日本人开的一家养成行（技术学校）学习。日本投降以后，学校解散了，他又回到了堂哥家。
1946年2月，刚解放的通化到处都在征兵，不满18岁的樊景孚报名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杨靖宇支队，他被安排到了通化市政府警卫排一班，任务是保护市长的安全。不久，他被调到监狱看押通化“二.三”事件的政治犯。在监狱工作两个月后，他又被调回警卫排，这次的任务是给市长张从周当警卫员。
如今已经87岁的樊景孚回忆1946年时的通化很感慨。他说，上半年日子过得还不错，可到了下半年，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党军队开始大肆进攻解放区，通化失守。10月25日晚上八、九点钟，市政府撤出通化市，张市长带着政府机要部门从江南奔庙沟，然后去了金厂子。走了一夜于凌晨3点多钟在金厂子吃了一顿饭，然后辗转来到了辑安的腰营，准备在那里打游击。那一年市长张从周只有25岁。在腰营住了二十多天以后，国民党兵追过来了。警卫员樊景孚每天身背两支手枪一支小马枪，一架照相机，一个望远镜，他寸步不离地跟在张市长身边。通化失守后，南满地区红色政权仅存临江、长白、抚松和蒙江四县。
樊景孚回忆他们打游击的那段日子时，他说最苦的是1946年的11——12月间。那时天气特别冷，樊景孚的脚冻伤了。张市长让他去朝鲜楚山医院治疗，樊景孚没有同意，他想自己是中国人，为啥要去外国治病？他领了市长的一片好意，与两三个同是冻伤的战友去了临江。在那里他治好冻伤后，他在六道沟一心村找到了在打游击的市政府。这时，“四保临江”战役已经胜利，通化二次解放正在运筹中。刚康复归队的樊景孚接到了新任务：去临江印刷新建通化市政府发出的“安民告示”。他一个人披星戴月地穿行在山林中，虽然身上背着枪，但是，他心里依然害怕，因为他知道，身边随时都会出现敌人。走了几十里山路来到了老营车站，火车是夜里12点多的，爬上火车，他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印完“安民告示”从临江返回到老营也是夜里，樊景孚背着沉重的“安民告示”，手里提着枪，急行军回到了一心村。可村里人告诉他政府去了鸭园的李家屯，于是他又奔往李家屯。等他到了李家屯天已经是早晨8点多了，在那里他只看到了张市长的夫人宋纯光和一些后勤人员。他们告诉樊景孚通化解放了，市领导已经带部队赶回通化了。此时，樊景孚知道他背的“安民告示”必需和政府一起到达通化，于是，他没有歇息，立刻追赶部队。下午三点多钟，樊景孚终于在佐安那里追上了部队。大部队走到江边时，因江东大桥已经炸毁，部队是乘船过的浑江。张市长带人第一批过的江，樊景孚是随同高非副市长第二批过的江，他们的船划到江心时，空中出现两架敌机，一排机关炮朝他们扫过来，没有打中他们的船，待敌机调转机头再回来扫射时，他们的船已经到了岸边，船上的人马径直奔向江岸玉皇山下那些茅草房。樊景孚警卫着高非副市长钻进了一个破房子里。待敌机飞走以后，部队清查人员，所幸无人伤亡，只打死了一匹马。部队整装进城，沿途受到市内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此后，樊景孚一直在市政府工作，1949年3月20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夏，朝鲜战争爆发。地处中朝边境的通化，立刻进入紧张状态。解放军大部队从四面八方集聚到通化。奉中共通化地委指示，市直机关投入到接待部队工作中，组织学校、工厂、居民为进驻通化的部队腾房子。市直机关也倒出一部分办公室给部队机关和首长办公用。那时机关有些科室迁移到临时住所办公，留在机关的也是几个科室挤在一起办公，机关干部都自觉地投身在紧张的工作中。
当时许多青年人响应党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军。为了做好参军的组织工作，市委从各部门抽调了一部分干部深入到基层单位抓扩军。樊景孚也被从市政府劳动科抽调出来从事扩军工作，前后大约干了一个多月。10月中旬樊景孚完成任务回到单位，领导又交给了他新任务。当天晚上，他和10几位同志坐着马车来到了通化火车站对面居民区中一户院子很大的居民家报到，那里集中着30多名市直机关干部。当时谁都不知道来的任务是什么。晚上7点多钟，副市长高非同志来给大家开会，他说：“抽调大家来这里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兵站，为过江（鸭绿江）援朝的志愿军部队服务，提供饭菜、饮水及物资转运等工作。”这时大家才知道集中在通化的解放军改为志愿军了，他们是要出国赴朝鲜同美国侵略者作战的部队。听了高非副市长的动员，大家都非常激动，纷纷表示，一定努力工作，全力支持大军过江。当时高副市长任兵站总负责人，参加会议的人都是兵站的工作人员。领导安排给樊景孚的具体任务是负责到火车站为过往军列上的志愿军官兵做饭、做菜、烧开水。会后，工作人员在一起进行了学习，然后开始做准备工作。兵站从全市各地抽调来200多名民工，都住在站前的居民家里。两天后，樊景孚领着100多名民工来到火车站，在车站东面站台下边砌起两排露天灶台，70多个灶台上安放着直径1.5米左右的大锅。每排炉灶大约有百米长短，抬眼望去，好不壮观。
兵站开始接待志愿军了，樊景孚他们忙得不可开交。当时每口锅能焖百斤大米，灶下烧的都是木柴。给志愿军吃的都是大米饭，菜以白菜、粉条、豆腐、猪肉为主。粮菜来自市政府粮食科、商业科的统一调拨，运送粮食和蔬菜的工具是马车。为了保证过往部队及时就餐，樊景孚把100多名民工分成白天和晚上两个班，每个班又有具体分工：有做饭的、有做菜的、有烧开水的。
    志愿军出国那段时间里，到通化的军列不分昼夜，有时候半小时左右就来一趟。每次列车一到站，马上从车上下来一些士兵，拿着饭盆、菜盆跑步到兵站打饭菜。其他官兵们不下车，在车厢里就餐。因军列到站只停半小时，而且车次不规律，昼夜不定时，为保障志愿军能吃上热饭，喝到开水，兵站工作人员做到了24小时保证供应热饭、热菜、热水。樊景孚说，兵站除供应志愿军以外，还发扬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对从鸭绿江上过境来到通化市的朝鲜难民及朝鲜人民军战士也予以接待，安排吃喝。那时70口大锅，哪口都不空，锅里的饭菜光了，就得立即再做上，保证供应及时，绝不耽误部队行动。
    由于是战争年代，敌情复杂，所以，兵站的安全保卫工作十分重要。要特别防备敌特的破坏。为此，兵站对抽调来的所有民工，都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市政府还抽调来大批公安人员，带武器、着便装，在兵站的四周每天24小时站岗，除兵站工作人员外，外人一律不准靠近兵站。兵站的所有人员，警惕性也都非常高。由于安全工作做得好，部署严密，通化兵站没有出现任何安全问题。这期间，为了加强兵站工作，民政部还派来7名大学生到通化兵站协助工作。一直到12月上旬，大批志愿军部队已经过江，兵站从繁忙中缓解以后，大学生们才回北京了，樊景孚也奉命离开了兵站工作，回到了市政府。
    采访中我问樊老什么时候转业的，他笑着说：“我有当兵的时间，没有转业的年限，我一直跟着市政府工作，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都不在部队了。”是啊，那时不少人都从部队参加地方工作，来时穿着军装，后来就没有人给发军装了。
樊景孚后来从事工业口工作，他曾任职通化市政府生产管理处党支部书记，通化葡萄酒厂党委书记、厂长，通化市纺织厂党委书记，还挂帅组织过筹建印染厂等工作，是通化市工业发展中功不可没的人物。1987年7月，樊景孚离休了。如今儿女们都成家立业了，樊老在老伴儿的陪伴下生活得很幸福，他的身体很好，至今还担任着老干部党支部的书记呢。告别樊老，一路上我在想，通化的前辈人付出的太多了。想一想，通化的哪个山头上没有子弟兵的足迹，哪一个村镇没有人民军队与敌作战的战场，哪一个战场没有烈士的血迹。作为通化人我感到骄傲，因为这里有前辈留下的红色记忆，更有今天的繁荣富强。看吧，山城人正在参与描绘中国梦的宏伟蓝图，通化犹如一颗发光的明珠镶嵌在中国梦的版图上。
（3379字） 作者：孙艳华   王桂娟  图片提供：胡堂林

白桂珍老人1929年出生在通化县快大茂子镇桥头，她七岁那年夏天山洪暴发，母亲被洪水冲走，洪水给他们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同时也改变了这个只有七岁的小女孩的命运。
白桂珍上有两个哥哥，父亲无力抚养她，把她卖到了居住在通化市内龙泉街的白姓家庭。白家女主人多病不能生育，家里买来的丫头说是女儿，其实就是一个使唤丫头。白桂珍在白家生活了十年，养母每天让她干家里那些干不完的活儿，还打发她上山打柴，那时的白桂珍因为年龄小，每次看到养母那可恶的脸，她就会想起自己爱她疼她的亲娘，她就会以泪洗面，她就会恨从心生。
现今十六七岁的女孩子还都是父母捧在手心里的宝贝，可白桂珍在这个年龄却已经订婚了，待嫁中的她在期待命运的转变。1945年，日寇投降后通化来了共产党的军队，部队和四个军事学校的迁入，使得通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解放了的通化人喜上眉梢。可好日子只过上半年多，转过年解放战争的炮声又响了。白桂珍的未婚夫宋玉忠报名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跟着部队打仗去了。养母看到未来的女婿走了，这婚也没结，又不知什么年月宋玉忠才能回来完婚，她也就把烦恼发给了白桂珍，白桂珍更加受气了。
白桂珍在家受气，被他们家前院住的军校女兵们看在眼里，大家自然要为她鸣不平。就这样，白桂珍在女兵们的帮助下，于1947年9月当兵来到了四野后勤部卫生队，当上了一名护理员，她永远离开了那个厌恶的家。
回忆做护理工作的日子，白桂珍说：“后勤部卫生队的工作与部队的野战医院不太一样，我们那时主要的工作是收转伤员，重伤员都转到医院去治疗，所以长住卫生队的伤员不多。但是是凡是来卫生队的伤员，一般都是刚负伤的，伤口开放着，疼痛难忍。由此我们护理人员也就很辛苦，被护理的伤员基本都是不能自理的，吃饭、喝水需要喂，拉屎撒尿需要接、倒。脾气好的硬抗着疼痛，不出声，当护理员的看到他们疼得直冒汗就知道他们很痛苦，我们就赶紧想办法分散他们的精力，陪他们说话，活动他们可以动的肢体等，以此减轻他们的痛苦。可遇到脾气不好的伤员在疼痛发作时他会拿护理员撒气，有的甚至打骂护理员。卫生队教育我们要耐心护理伤员，如果发生伤员打闹问题由领导解决。在护理中我也见过骂人的伤员。”
白桂珍参军时没文化，她是在做护理工作中学会了扎针、换药等护士的业务，干了一段护理工作后，她被调到护士岗位，为伤病员清理伤口，扎针，送药。
白桂珍参军半年以后与她的未婚夫宋玉忠在部队相遇了，这让白桂珍感到很欣慰，宋玉忠自然也很高兴。让白桂珍没想到的是参军两年的宋玉忠已经当上了连长。夫妻能在战场相聚本是喜事，更何况他们还是没有成亲的未婚夫妻，就更是亲近了。
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白桂珍和宋玉忠一同跟着第四野战军进关了。白桂珍说他们后勤部的兵比战斗部队优越，从东北进入山海关，然后奔天津这一路行军中他们搭车的时候不少，不像战斗部队全是步行。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部队兵临天津。天津在白桂珍老人的记忆里有着深刻的印象，她就是在天津与宋玉忠结婚的。战争中军人的婚礼是少见的，他们的结合得到了战友们的衷心祝福，一对儿新人无疑是幸福无以言表。
婚后的白桂珍和丈夫是离多聚少。北京和平解放以后，部队又一路南下进入湖南，宋玉忠在战斗部队，打完仗会到白桂珍他们卫生队来小住三天五日。1949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虽然部队依然战事不断，但是白桂珍与丈夫都沉浸在初为父母的喜悦中。女儿出生不久的1949年12月初， 第四野战军前委开始着手进行攻打海南岛的准备工作。宋玉忠所在战斗部队接到参加解放海南岛的命令，他告别妻女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1950年3月，解放军第40、第43军先后派出 6600余人，分乘169只船，实行海上偷渡。渡船接近岛屿时被守岛敌军发现，我偷渡部队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有进无退，顽强战斗。除少数船只被击沉、少数人员伤亡外，偷渡亦获得成功。 让白桂珍心碎的是宋玉忠所乘的船被敌炮炸沉，他和同船的战友不幸牺牲，在滔滔的大海中战友们没有找到宋玉忠的遗体。
丈夫牺牲后，白桂珍一个人带着孩子在部队生活。白天她工作起来会跳出失去丈夫的阴影，可每到晚上，她一个人把孩子哄睡以后，她格外思念丈夫，孤灯下不知道她流出多少眼泪。当时她有一个亲密的战友刘杰，她十分关心白桂珍，每天当她看白桂珍哭的红肿的眼睛时，她都会来到白桂珍身边帮助她哄孩子，陪她唠唠家常，帮助她尽快地走出阴影。
白桂珍还没有从失去丈夫的悲痛中缓过劲儿来，她的婆家因为宋玉忠的牺牲来向她要孩子，因为家里人想的是宋玉忠牺牲了，他留下的血脉应该归宋家。此时的白桂珍真是难到了顶点，婆婆家要的是血脉，而她更需要爱人留下的他们爱情的果子。她思前想后决定要带着女儿生活，因为她不想让女儿重蹈自己的覆辙，她无法改变女儿失去了父亲，可她不能让女儿再失去母爱。为了思念的亲人，为了女儿的成长，白桂珍放弃了军营，谢绝了首长的挽留，她复原回到了通化。
白桂珍复原后被安排在通化葡萄酒厂工作，可她没有去上班，一心想把女儿带大。1952年，经人介绍，他与铁厂煤矿工人孙长林结婚。婚后她与孙长林生育了七个子女，虽然家里人口多生活不宽裕，但是一家人生活在一起还是很幸福的。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会想到厄运再一次降临到白桂珍的头上。1970年，丈夫孙长林因胃癌病故了。白桂珍第二次面对失去靠山的打击。42岁的白桂珍面对身边的8个孩子，她知道哭没有用，她得坚强地带着孩子们活下来。那一年她最小的女儿只有六岁。
没有稳固经济收入的白桂珍靠一台手推车给居民送煤挣点钱养活全家，后来民政部门又给她落实了老兵待遇，他们一家在拮据中顽强地挺过来了。白桂珍的三女儿孙玉芬说：“家里在最困难的时期，冬天我们捡煤核，打柴火。我们姊妹几个从不管母亲要钱买学习用具，自己的本子和笔都是自己想办法。春天我们上山采菜卖钱买本用。我长到参加工作没穿过衬裤，衣服没有不带补丁的。那时候谁能想到会有今天的好日子啊！”
白桂珍老人接着女儿的话说：“现在好了，吃穿都不愁了，孩子们日子过得也很好，我享福了。”是啊，老人家晚年是幸福的，她现在和小女儿生活在一起，夏天他们住在有果树、有菜园的平房里，冬天他们又搬回暖气楼里。头几年老人的身体还老生病，这两年在孩子们的精心照护下，老人比过去健康了。虽然老人已经87岁高龄，但是她军人的风采依旧，临别时她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敬礼的军姿。
采访结束时，白桂珍应约拿出了她和最要好的战友刘杰在长沙的一张合影照，她深情怀念地对我们说：“也不知道刘杰现在什么样了，在部队时她没少帮助我。好多年没联系了，真的很想她。”
诗人张琪在一首诗中这样赞美冰凌花：“惠风荡春意，桃花水流急，冰凌点点黄，沃雪蕴生机。”白桂珍老人的一生犹如冰凌花一样，她破冰而长，傲雪而放，她虽然坎坎坷坷大半辈子，但是她老来得福了，她享受到了自己为建立新中国付出的回报，享受到了丈夫用生命换来的好日子，享受到了自己带大这帮儿女的孝敬，她一定会健康长寿的，因为她现在每天都有好心情。2832字
作者：孙艳华  图片提供：胡堂林

元旦上午，我们走进90岁老兵刘安德的家，老人家坐在轮椅上和我们打着招呼，虽然已是高龄，但是他笔挺的身板给人军人独有的身姿。据老人的女儿刘艳说她父亲很不爱说话，我们向老人家说明来意后，让他女儿感到吃惊的是老人家竟然打开了多年关闭的话匣子，有说有笑地和我们聊起了他军旅生涯中的往事。
刘安德是白山市临江人，1947年从临江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参军之初当过饲养员，每天铡草喂军马。后来他被调到辽东军区司令部当了一名摇机员。因为他摇机发电的速度、频率能够保障电报员发报及时准确，所以机要处的同志们都非常喜欢他。
刘老告诉我们，1948年春夏之季他随军从临江走到长春，那时第一兵团前线围城指挥所建立在长春东南四五十公里的李家屯 ，萧劲光是他们的司令员，萧华是他们的政委。解放军大部队到达长春外围以后，立刻由一纵，六纵和三个独立师将长春合围住。 
5月中旬，随着解放军对长春包围圈的缩小，长春守军为保持外围防地和确保机场，以国民党新七军一个半师、六十军一个师，向长春西北出击，进攻小合隆附近解放军第十二纵队36师，试图赶走解放军，确保大房身机场在解放军炮火射程之外。5月19日敌军占领小合隆。24日，解放军为实行空中封锁，组织了有两个纵队加四个师的兵力，奔袭小合隆和大房身机场，歼灭了驻守机场的新七军暂五十六师两个团约六千余人，俘获暂五十六师副师长王正国。解放军占领了大房身机场，至此长春守军与沈阳空中运输中断。
根据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解放军决定对长春采取“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斗争，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的方针。在长春城外方圆五十里的地面上，形成一个封锁区。解放军十万围城部队，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城外之城”，国民党军成了“瓮中之鳖”。
国民党军事当局为守住长春早就下了功夫，他们从1947年起，就大修工事，动用10多万人力，耗费巨资，环城修筑了很多钢筋水泥碉堡和暗堡群。仅中央银行周围修建的永久性工事就有150处之多，整个城区变成一座军事要塞。
围困长春时在指挥所工作的刘安德看到，从我军战略围困开始，各部队就按照围城指挥所指示在加强工事修建，各部队之间、各部队与指挥所之间都有交通壕，各部队还都有伸向前沿的壕沟，形成了一个地下交通网。从地面上看，似乎是一马平川，不见一兵一卒；但在地面下，却是千军万马，严阵以待。交通沟的最前沿，距国民党军不过百米，连敌人吃的什么饭都可以看清楚。各部队与前沿阵地都有电话联络，保持指挥畅通。
除了严峻的军事包围，最尖锐和直接的斗争还表现在经济方面。解放军在通往长春的各交通路口设立检查站、检查哨，禁止粮食、蔬菜、燃料等一切生活物资和牛、马进城，严禁一切走私分子入城，重点实行粮食封锁。
1948年6月到9月间，长春市的粮价上涨了700倍。为了缓解城内缺粮的压力，国民党开始采取“杀民养兵”政策，他们将骨瘦如柴的长春市民成群结队地驱赶出来。为此，解放军围城部队专门设立了数十个难民收留所，向百姓们发放粮食。老百姓也纷纷组织起来配合人民解放军封锁长春。
刘安德说，那时我军官兵经常向敌人进行政治宣传，战友们做土喇叭到前沿阵地喊话、散发宣传品、打宣传弹、在护城河放宣传木船，采用好多办法将宣传品送到国民党军阵地上；还有人缝制慰问袋，将食品和宣传品同时送给国民党军。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国民党军队军心涣散，不断有人逃出城来投诚。
1948年10月，策反工作终于取得了进展。10月16日，60军军长曾泽生与解放军商定了起义的具体计划。 21日晨4时，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长春国民党守军最高指挥官郑洞国也被迫投降。在经过近5个月的严密封锁围困后，长春终于兵不血刃地和平解放，成为人民解放军作战史上第一个大的围城战役。
据资料记载，围困长春期间，敌我共进行大小战斗30余次。解放军歼灭国军约3000人，13500多国军士兵向解放军投降。解放军在外围战斗中仅有400余人伤亡。
围城期间，全市中小工厂设备大部被破坏。全市房屋30%被拆毁，输电设备33%被拉走，供水设备70%被破坏。国共双方在城外城里掩埋尸体12万左右。
长春解放以后，刘安德和四野的战友们参加了辽沈、平津战役，然后他与12兵团司令部一同去了湖南，参加了著名的衡宝战役。值得一提的是在衡阳战斗期间，当地老百姓积极支援解放军打击敌人，纷纷组织人员慰问子弟兵。至今刘安德还完好地保留着衡阳县江口乡一位名叫屈孝英的村民赠送给他的牙具袋，笔者看到牙具袋上留下了岁月的痕迹，正面绣着一朵花，后面写着“衡陽第陸區江口郷屈孝英敬赠”字样。刘安德至今看到这个牙具袋还很感慨，他说那时的老百姓对子弟兵是真支持啊，不计报酬，不想得失，只是一门心思舍命帮着解放军打败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群众给予子弟兵的是真挚的爱。
全国大部分地区解放以后，从广州到北京架起一条电线，在衡阳建起一个帮电站。刘安德因懂些载波常识，被组织调到湘南军区工作，与四野的战友分别了。在湘南军区工作期间，他因帮助同志学习技术，钻研业务，自己熟练掌握载波增音技术立下军功。他在湘南军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走上了干部岗位。
1953年，7月27日，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同年9月9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铁道兵领导机关，铁道兵正式作为一个兵种进入人民解放军序列。1954年3月5日，铁道兵司令部正式成立。因为技术工作需要，刘安德被抽调到铁道兵兵部工作，从此他加入到铁道兵行列中。铁道兵建立以后，开始兴建的第一条铁路就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鹰厦铁路线。
鹰厦铁路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而兴建的一条重要铁路线。当时铁道兵官兵大都从朝鲜战场归国的，他们尚未洗去征尘便受命开赴厦门。鹰厦铁路起自江西鹰潭，穿越武夷山、戴云山两大山脉，沿富屯溪、沙溪、九龙江3条大河流，直达海防前哨厦门，全长697公里。修建鹰厦线关键是填海问题。厦门本身是一孤岛，与大陆隔着一条厦门海峡，铁路要真正通到厦门，必须填海。这在当时难度是相当大的。刘安德回忆在修建鹰厦铁路时说：“那时，我们在王震司令的指挥下，铁道兵和几千名船工、民工驾驶着上百条船只，一起迎着海风大浪，顶着敌机骚扰，驾着载石帆船，喊着号子，前行在潮水浪尖上，人们齐心合力地抛石填海。海岸上高炮部队架着掩护我们的大炮，炮兵战友时刻准备着迎战骚扰的敌机。现在想来那场面是非常壮观的，对于空中骚扰的敌机来说得到的也只能是胆寒。”
刘安德说那时虽然他在兵部新管处机关工作，但是机关干部也经常参加修路劳动。至今老人家还记得他在铁路铺轨时扛枕木时的情景，他的肩膀被沥青浸过的枕木上的木刺扎伤后感染了，他硬是坚持轻伤不下火线。那时他经常是累得坐下就起不来了，晚上睡觉上床都很困难。
1956年12月9日，铺轨队通过海堤到达厦门，仅用了22个月时间就提前修通了这条近700公里的鹰厦铁路。
1963年，刘安德结束了16年的军旅生活，他从铁道兵转业回到了家乡通化，被地方政府安排到通化市五金公司工作。老人家结婚比较晚，与妻子生育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如今孩子都很自立，晚辈们也都很孝顺，老两口在安享着晚年的幸福生活。老人家告诉我们，他马上就要喜迁新居了，儿子在江南买了大房子，要接他们老两口过去一起生活。我们看得出两位老人很开心，他们虽然90岁的高龄了，但是，他们对新生活充满了希望和憧憬，我相信老人家乔迁新居一定会生活得更美好。2955字     作者：孙艳华   图片提供：胡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