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望已久的寒假终于来到了。要过年了,怎样过一个温馨、祥和而又安全的寒假呢?在这里,给同学们提出几点注意。
注意交通安全:走人行道,靠右行;没有人行道的道路,要靠路边行走。过马路,要听从交通民警的指挥,要遵守交通规则,做到“红灯停,绿灯行”。注意用电安全:在家长指导下学习使用一般的家用电器,对危险性较大的电器则不要自己独自使用,不用手触摸插座孔。注意燃放烟花炮竹安全:尽量不要去燃放烟花炮竹,尽可能远离燃放烟花炮竹的场所;一定要燃放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炸伤自己和他人。外出注意:应当熟记自已的家庭住址、电话号码以及家长姓名、工作单位名称、地址、电话号码等。外出要征得家长同意,并将自己的行程和大致返回的时间明确告诉家长,不接受陌生人的钱财、礼物、玩具、食品等,不搭乘陌生人的便车。注意对陌生来访客人的防范:学生独自在家要锁好门。如果有人敲门要先隔门问清楚来人身份,如果是陌生人不应开门, 遇到陌生人不肯离去可以声称要打电话报警,或到阳台、窗高声呼喊求援。
贴春联是中国人过年的一种传统习俗,红红的春联、淡淡的墨香,让人们享受幸福与传统。望着那些带着浓浓喜庆味的花哨的对联,小时候写春联的一幕幕便呈现在眼前。 父亲写一手好毛笔字,那时,四舍五邻乡亲们的对联大都出自父亲的手。过了小年,就陆续有人送来红纸,让父亲写春联。写字对父亲而言,再多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享受。裁纸,研墨,润笔……然后一个个刚劲的大字源源不断地从父亲的笔尖下流出,一句句乡下人新年里的祝愿便跃然纸上。那时的我也不甘寂寞,总是不失时机地为父亲叠叠纸,递递墨什么的,对毛笔字一窍不通的我有时也趁父亲不注意,偷偷地写上几个。母亲看见了总会训斥:“别捣乱,那些纸都是人家花钱买来的!”父亲却拿起我写的歪歪扭扭的字,左右端详,直点头夸奖:“写得不错,如果感兴趣爸爸就教你。”我自是高兴得手舞足蹈。 父亲先教我握笔姿势,然后从横竖撇捺开始教我写字要领及起笔、行笔、收笔注意事项。我最初学写毛笔字竟是从写春联开始的。遗传真是个很奇妙的东西,因我是父亲的女儿,似乎天生就具备写字的素质,我对写毛笔字的悟性父亲都吃惊。学了不久,父亲就让我跟他一起写春联了。但笔法过于稚嫩,只能写写横批,或出门见喜、六畜兴旺之类的短小的、无关紧要的字条。 父亲写春联从来不照搬书本,所有的内容都是他编写的。虽然年年给乡亲们写,内容却因人而宜,没有千篇一律,而且能突出时代鲜明特色。记忆里,好多都是类似“科技兴农迎春色,勤劳致富奔小康”、“政策铺下致富路,科学打开富裕门”类的具有时代烙印的春联。父亲想好一幅对联,总是先写了上句,然后停下来,问我下一句该是什么?我就搜肠刮肚挤几个字硬给对上。他只是笑,也不说好坏,接着在纸上写了下联。我一看,并不是我说的那句。那时,看着父亲才思如井喷,倒也不以为然,只觉得读过书的人理应如此。可如今,快奔四的我读过大学,竟是绞尽脑汁也编不出一副像样的对联。 父亲年岁渐大,但写字的兴致依然不减,每到春节,还是早早地要张罗写春联。弟弟开始反对了:“可别费那劲了,写那东西一点也不气派,贴在门上不好看。买几副贴上就是了。”是啊,不知什么时候,手写的春联已悄悄淡出了历史舞台,如今过年,不说城里,即便是农村,那种记忆中的味道也已淡化。现在的春联大都是从市场上买的印刷品,式样是比以前花哨了,沾金贴银、五颜六色,朴素的手写春联已然登不上春节的大雅之堂了。现在的春联从内容到形式几乎千篇一律。更有甚者,春联成了商家及一些服务性单位的宣传载体,作为赠品进入千家万户,内容具有非常明显的行业特征。由于春联文化在人们心目中淡漠,也很少有人去关注对联的内容了,大多数人认为:贴春联,是那个意思就行了,何必那么较真儿呢! 又是一年新年到,又是春联漫街红红如火,可浓浓的纸墨馨香只能飘浮在记忆里了!
吾儿百恒同学,十六岁,典型的“90后”,目前正患有严重的“更年期”综合症。我们之间尖峰对决已经由明争演变为暗斗。战争从何时开始已经记不清了,可以肯定的是,直到现在,战争中处于劣势的始终是他老娘我。但我并没有因此而气馁和退缩,虽屡战屡败,但屡败屡战,斗智斗勇的决心从来没有改变过…… 头可断,血可流,头型不能动。百恒同学从上高中开始,对自己的发型格外重视,胜过自己的生命。怎样让他去理发成了我最头疼的问题之一。争执最后以一句“让我剪头,除非我死了!”而告终。我败下阵来。后来和其他孩子家长探讨才知道,这个阶段的孩子都是突然喜欢“臭美”,特别爱洗澡,照镜子,鞋子擦得一尘不染。每天早上躺在床上,听着百恒同学宁肯不吃早饭,也要长时间泡在卫生间里,哗哗地放水洗澡、洗头、擦鞋……我这心那,紧紧的揪着,一再控制,控制着冲上去发火的冲动。 冷暖不知。这个阶段的百恒同学是钢铁战士,冷暖不知,油盐不进。三九严冬,只套一件薄衬裤,上衣只穿一件小夹克,还扮酷一样敞着怀。虽冻得直哆嗦,但还是一个劲声明“不冷”!晚上威逼利诱,要求他必须穿毛裤,第二天上学走后,那件毛裤已经被他偷偷脱下,藏在门后,然后毅然投入到风雪之中,大义凛然之势,让人牙根生疼。 我的地盘我做主。进入青春期,百恒同学的领地意识特别强,他的东西不喜欢别人动,甚至房间也不喜欢别人进入。一天晚上因先生在卧室看电视,我睡不着就抱着枕头跑他房间挤了一宿。第二天我抱着枕头再来到门前时,结果人家房门紧闭,门上贴了一张纸条,赫然几个大字“睡觉中,勿扰!”这次,我又输了…… 那天,跟老爸痛诉百恒同学的种种叛逆表现,诉说得可谓掷地有声、绘声绘色、悲痛欲绝。老爸不以为然地回道:“你那时候不也这样吗?还天天张罗着离家出走呢!”我忘了,我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我当年的举动绝对不逊于百恒同学。青春原来是一种病,每个人都会得的病,像出天花,一生只有一次,经过了,就好了。
夏鲁平
我小时候曾经修过路,跟着我父亲。那是我童年刻骨铭心的一段往事,我不愿意提起,是因为修路对我没有一丝快乐而言,实属无奈之举。
当我长大成人,每每想起这件事,我又有了重新认识——其意义不仅仅在修路本身。
小时候,我家住在长春西朝阳路一座日本人留下的平房里,房门前有一条宽敞的马路,是沙石铺成的,因年久失修,下雨时总是翻浆,路面泥泞不堪,有低洼处,还积蓄了一泡水,好几天不见消失,人们出行,总是沿着墙根稍有干爽的地方,小心翼翼踏着别人走过的脚印或砖块向前移动脚步。晴天的日子多起来,墙根便被人踩出一条羊肠小路,九曲回肠地转到外面的世界。人们习惯于走这样的路,却没人想动手把路修一下,方便自己也方便他人。
那时,能够修筑马路的,只有父亲和我。我父亲每天下班进屋,便从家门后拎出一把大铁锹,带领我出门修路。我年纪小拿不动大锹,父亲还特意给我买了一把小铁锹,将马路有积水的地方挖一条排水沟,把水排出去,再从别处端来一锹又一锹的沙石填在低洼处。马路修好了,人们出行的确比从前方便了许多,但这样的工程并不永久,下次大雨来临,马路上不知从什么地方还会出现积水,我父亲就带着我,不断地修马路。那时正值“文革”,我父亲有时吃住在单位接受政治教育,十天半个月回不了家,再下雨,马路就没人管了,人们依旧踩着墙根习惯于走那条九曲回肠的小路,雨下大的时候,那墙根小路也无法走了,有人只好踩着泥水强行回家,回到家,鞋已不成鞋样儿,不是鞋底儿沾着一层厚厚的泥,就是两只鞋湿得里外都是污水。
父亲从单位回来,又要带我去修路。他不但修我家房子门前这条路,还要修我家通往他单位的那条路——西郊路。我记忆中那条路不宽,也就能并排行驶两辆解放牌汽车,因为长年无人管理,已看不出柏油路的模样。父亲骑一辆除了铃不响剩下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在解放牌汽车压出深深的车辙里慢慢行驶。我斜着身子,脸冲着前方坐在车子的大梁上,后车架捆着我父亲的那把大铁锹和我的小锹。那时京哈铁路西侧很少有人家,都是一大片玉米地,我跟父亲上了朝阳桥,看见那条路像是把一大片玉米地割开一条大口子,父亲用自行车带着我钻进那口子里,总让我感到毛骨悚然。我们下了自行车,路上很少见到行人,也很少见到有汽车驶过。我和父亲两个人拿着铁锹将路面积水放走,将坑坑洼洼的路面尽量填平。我不愿参加这种劳动,时常扔下锹,跑到路边玉米地里,抓蛤蟆,抓蚂蚱……这时,父亲往往把我从玉米地里叫回来,让我重新拿起小锹跟他一样干活。为了防备我偷懒,父亲还给我制定硬指标,划出一个低洼处,让我一个人完成填坑任务。
那条路太长,我跟父亲永远修不完,但父亲每天下班都坚持去修那条路,很有股愚公移山的精神。不知修了几年,后来我们全家走五七道路下放到农村,总算结束了我跟父亲漫长的修路过程。
在农村,每年农闲时节,每家都会出一名劳动力修筑村里通往外界的沙土路。那时我父亲也加入了那种修路的人群当中。让我庆幸的是,那种修路方式,父亲没法儿带我过去。我跟农村与我同样大小的孩子无忧无虑玩耍了两年,因为我是城里来的孩子,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周围的小伙伴们都捧着我、宠着我,那一段日子是我少年最快乐的时光,从此我再也没跟父亲出去修过路。
现在想来,凭我那时的年龄,根本不是干活儿的料,父亲之所以带我出去修路,一是培养我的劳动能力,二是向我灌输公德意识。现在我父亲九十多岁的高龄,每年冬天下雪,他总要拿着铁锹到外面楼前清扫积雪,打扫出一条小路供左邻右舍行走,每次被我遇见了,我都把他强行拽进屋里。我父亲就说,那你就替我去清扫一会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