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耀辉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员干部提出“三严三实”的具体要求，这对于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切实改进党员干部作风是个有力的推动。深入学习习总书记的讲话，感到其深层内容极其丰富，仰之弥高，钻之弥深。需要我们深入学习、思考、体会，进而内化为我们的政治觉悟，并身体力行之。

“三严”的实质是要存一颗敬畏心。

“三严”包括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对这“三严”分别做了深刻阐述。表面来看，它们好像是三件事，可是实际上，三句话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严以修身主要指的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立身之本。是“三严”的立脚点。没有这一条，“用权”和“律己”都无从谈起。

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所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实际是要求用权者自觉地走进“制度的笼子”，把自己“关好”，“管好”，即自觉地“遵纪守法”。这也正是“严以律己”的重要内容。可见，要想“严以用权”，首先必须严以律己，而要想“严以律己”，首先又必须“严以修身”。修身、用权、律己三者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从内容上说，“三严”的共同点，都是强调严格要求自己。那么共产党员为什么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呢？难道是为了实现“道德的自我完成”吗？不是！我们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这里存在一个无形的逻辑“主体”。它虽然没有现身，没有显形，但它是作为前提，作为根据，作为灵魂而无处不在的。离了它，一切都无法解释，一切都失去意义。这个“主体”就是群众，就是人民。

我们修身的最高境界，就是永远不忘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我们用权的最高目的，就是为人民谋利益。我们律己的最高要求，就是永远不脱离群众，永远不搞特殊化。由此可知，“三严”的实质及其深层含义不是别的，正是我们党赖以生存、赖以发展，并使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生命线——群众路线。

“三严”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表现，也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三严”的每一项都以“人民”为其逻辑的前提。

严以修身，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正是不忘人民，不忘为人民服务这一立党宗旨的表现。如果不是心里装着人民，装着造福于人民这一崇高的理想和信念，那么我们修身为哪般？

严以用权的重要标志是“坚持用权为民”，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为转移。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也是尊重人民利益的表现。它所反映的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

严以律己更是以人民的存在为前提。离开人民，不仅“律己”失去了依据，而且也无法解释“严”从何来。习近平说，“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那么敬畏什么呢？说到底应该是敬畏人民。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再三强调“人民是主体”，“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人民，或者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任何政党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面对这一“高高在上”的“判官”，面对这一掷地有声的铮铮“铁律”，怎么能够不敬畏呢？所以，“严以律己”的最深层的含义，是对人民群众的尊重和敬畏。如果心里没有群众，那么“严以律己”就缺少了方向和动力，也缺少了价值和意义。简而言之，就失去了灵魂，怎么可能做得好呢？

此外，“慎独”、“自省”，也是严以律己不可缺少的功课。而且都与人民息息相关。慎独是指人前人后都一样。自省是指自己主动反省自己的缺点。都是在离开人民监督的情况下仍能严格要求自己，这才是严以律己的最高境界。也是对人民的最大尊重。

过去，严以律己经常被看作是给群众做榜样。这是不全面的。它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容易使“做榜样”变成“做样子”。其实，榜样不是有意做出来的。只要你真的好，群众自然看得到，自然会向你靠拢。“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就是个最好的例证。

在今天，一提严以律己，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不搞特殊化。其实这是一个很怪诞的问题。“严”，应该是指很难、很不容易做到的。比如，要想搞点“特殊化”才难，而要想“不特殊”还难吗？比方说，和大家一起在食堂吃工作餐，和大家一样排队打饭，和大家一样打车出行，和大家一样到小饭店吃便餐，如此等等。这都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如果说这也难，那么老百姓每天怎么过了？可是我们有些领导同志确实认为，让他过这样的日子，难。他们心中想的可能是：我是领导，我必须和老百姓不一样。我怎么能和普通群众坐在一起吃饭呢？这不是有失体统吗？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更会想方设法地让他的领导和群众不一样。于是，就这样，一来二去地，特殊化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由此可见，严以律己的真正难处，不在于普通百姓的生活有多么难熬，而是我们自己的心里早已经把自己特殊化了。反对特殊化，就是要和自己的“心”较劲，要再造一个“心”，岂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不管多么难，我们都必须这样做，必须再造一个“心”——一个普通百姓的平常心，一个对人们群众的敬畏心。有了这样的“心”，“律己”就不是什么难事了。比如上述这些事，习近平总书记都做过，做得很轻松，很自然。难吗？不难。他在小饭店里以轻松的口气对大家说：“大家都坐吧，我也是来吃饭的。”这是何等朴素的平民精神。再比如，李克强的“座驾”被堵在北京的大街上；王岐山在家里招待客人，夫人亲自下厨。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可贵的平民精神和对人民群众的尊重与敬畏。什么时候我们真正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老百姓，不追求什么特殊的照顾，特殊化也就不攻自破了。

综上所述，践行“三严”，最重要的是永远不脱离群众，不脱离人民。永远保持一颗对人民群众的爱心和敬畏之心。

“三实”的实质是要做老实人。

“三实”包括：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这“三实”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所谓“谋划”就是过去所说的“务虚”。这个阶段很重要。谋事不当，其事必败。此阶段虽然名为“务虚”，但最需要“求实”，要一切从实际出发，而决不脱离实际。在此基础上方可言“创业”。所谓“创业要实”，“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同上一个阶段“务虚”相比，这是“务实”的阶段。必须真抓实干出成果。二者的关系非常清楚。习总书记把“做人要实”放到最后，其深意大概是，一方面表示，“做人”是更高、更难、更内在的要求，所以放到最后加以强调；另一方面也表示，谋事、创业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人民，提高自我，是干部队伍的成长，成熟，这是以人为本治国理念的体现。老百姓讲话：“过日子过的就是人。”国家也一样。我们创业绩，当然要建大楼，修大道，种粮食。但这一切都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人，是人民幸福，是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广大干部精神焕发、诚信正直，人格高尚。而这，又必须在谋事、创业的实践中不断磨练，不断提高。

以上说的是“三实”之间的内在联系。综合这“三实”可以看出，其中一以贯之的深层含义，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它是人类在数百万年进化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最有价值的“基因”，是成功之道和万应灵药。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真有一种超越古今、超越地域的永恒真理，那就是“实事求是”。“三实”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它是谋事的圭臬，是创业的导航，更是做人的根本。

谋事要实事求是，要从实际出发，不能好高骛远，脱离实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我们吃“好高骛远”、脱离实际的亏太多了。红军时期，左倾冒险主义者和“洋顾问”瞎指挥，“大跃进”时代，十几年超英赶美豪言壮语，全民炼钢，吃大食堂，直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所有这些脱离实际的蛮干和呓语，无不给党和人民带来巨大损失或造成极大灾难。

创业要实，在今天更有极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如何能造出这样的“实绩”？只有靠实事求是，其他的办法是没有的。现在一讲实绩，就离不了“形象工程”。好像没有形象工程就没有实绩，这是一种可怕的认识误区，在它的误导下，前几年，几乎处处有形象工程。连乡镇都不能免俗。造成巨大的浪费。其实质是：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其实形象工程和榜样一样，不是刻意做出来的。一“做”就俗，就假，就丑，就一钱不值。想靠这样的“形象”来提高自己的形象，实在是南辕北辙，弄巧反拙。当年李冰父子修筑都江堰时何曾想过要树什么“形象”，可是两千多年过去了，都江堰成了他们父子的不朽丰碑，从古至今香火不断。人民纪念他们，是因为都江堰一年到头都在为人民做贡献，灌溉了万顷良田，使川中平原成为天府之国。可见，真正永不磨灭的形象，应该建在人民心中，无论什么台风地震都不会倒。

最后，做人要实，是实事求是的最高境界。做事情要实事求是，这个好理解，也好接受。因为不实事求是就会碰壁。但是“做人”实事求是就不容易了。因为这时，你的灵魂要接受拷问。你是真人还是假人，是忠诚还是虚伪，是公道正派还是徇私舞弊。这是无法回避的选答题。

关于做人要实，习总书记提了许多具体要求。我们应该一一对照，一辈子努力去做。因为除了“盖棺论定”，做人是没有完成时的。别的不说，就说“善始善终”吧，看似平常，可是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人？《诗经》中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思是，一件事，开个头很容易，但却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到底。我们的党员干部，尤其是当领导的，几乎每天都要布置新工作，年年都要做新规划，奠基、剪彩、启动仪式，不绝于途。可是到底有多少能够坚持到最后，取得预期成果？可见，要想实事求是地做一个老实人，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综上所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严”“三实”讲话的精神实质是：对人民存一颗敬畏心，以实事求是态度做一个老实人。我们要把它牢记在心，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际活动中，乃至在共产党人的终身党性修养中，不断按这一标准要求自己，付诸行动。

于国忠近影

人物简介：

于国忠，1953年生人。国家一级作曲家。其吉剧代表作《关东雪》获中国戏曲音乐"孔三传"最佳作曲单项奖。曾为吉剧戏剧连续剧《桃李梅》谱曲，并获第十五届全国戏曲电视剧金鹰奖。

他是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又是著名作曲家何占豪老师的爱徒。对音乐颇有研究，又是科班出身的他，音乐欣赏水平高，过眼的剧目也有很多。然而，他唯独喜爱吉剧这朵东北文化奇葩之花，并为此奉献出了自己大半生的精力与心血。

对吉剧，尤其是吉剧音乐，他有他自己的一番颇具匠心的独到见解。他曾说：要引黄河、长江之水，来浇我们吉剧这朵东北之花。而如何将吉剧这朵东北之花，培育成富丽丰饶的黑土地上的花中之王？作曲家于国忠说出了自己从业多年来总结的经验。

2013年，他年届退休，即将要离开吉剧战线，但他却一时无法释怀自己对吉剧的深厚感情。他坦言，吉剧已像他的家人一样，爱它，一切尽在不言中……下面是于国忠口述：

民谣中成长

学府里开拓视野

我是一个在民歌中长大的孩子。

从我睁开眼睛来到这个世界上，东北民歌就不断充斥于我耳边。对我来说，东北的民间艺术可以说是非常熟悉的，甚至好像我在娘胎里的时候，就已经熟悉了东北民谣一样。

我于1953年10月23日出生在公主岭市怀德镇。父亲在当地做些小生意，母亲则是一个全职家庭主妇。与同龄人相比，我小时的家境还算可以。而我能有今天的音乐成就，可以说，我的母亲功劳最大，她对我的影响可谓至关重要。

我母亲特别喜欢唱歌，而且唱得特别好听。她会很多东北民歌，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每天我跟在母亲身边，她总是自娱自乐地吟唱各种民谣。母亲还会唱很多民曲，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母亲唱的民歌是打哪里学来的。总之，从我呱呱落地后，我听到最多的歌就是东北民歌。而我对这些东北民歌，感到特别的亲切，甚至现在有时听到一首好的民歌，我还会想妈妈来。也许正是这个缘故，让我对民歌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可能是我继承了母亲的艺术细胞，自小对音律就很精通，加上母亲的无意之间的那些熏陶，我对音乐也越来越喜爱。三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拉二胡，虽然就是一种胡乱拉，但是还是体现了我对音乐喜爱的先天性。长大后，我又开始学弹琵琶……

1970年，我考入吉林艺术学校，学习乐器演奏。毕业后，我被分配回到梨树县文工团。文工团就像一个大艺术班，包含了很多东北民间艺术。因为我是音乐专业出身，从小又对民曲十分熟悉，而当时文工团正处于发展时期，缺少人才，所以我在文工团可谓是全能音乐手。乐队缺人了，我就是乐手；没人作曲了，我又成了作曲家。就这样，在这种全方位的实践历练下，我迅速地成长成熟起来。

1980年，长影制片厂投资拍摄吉剧电影《桃李梅》，这部电影的总谱就是由我独立完成的。电影播出后，受到社会各界的极高评价。年纪轻轻的我，便引起各方的极大关注，尤其看了我的作品，领导们立即决定调我到吉剧团。就这样，我来到吉剧团，开始了作曲生涯。

虽然那时我已经小有名气，但是我却认为自己急需要深造学习。去剧团之前，我就向领导提出要去学校音乐深造。到了吉剧团，我的想法也还是没有改变。因为吉剧团的创作任务和创作水准更高，我必须充实自己，才能适应吉剧对我的要求啊。

就这样，1986年，我等来了机会，以专业课第一名的成绩，被上海音乐学院录取。进入高等学府学习，是我作曲人生中最重要的跨越，也正是因为这段时间的深造，才使我日后的创作眼界开阔，音乐特色更鲜明，促使我的音乐生涯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在上海音乐学院，我的专业便是学习作曲。那时，我有幸拜为《梁祝》谱曲的作曲家何占豪为师。在何占豪老师的指导下，我对民间音乐也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与剖析。高师指点，真是让我终身受益啊！而今想来，虽然那短短的深造时光，却使我受用毕生，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收获。

因为上海音乐学院的方便条件，我个人又好学习，所以一旦有机会，我就会多方拜师学艺，先后拜了三位师傅，专攻配器、音乐复调、作曲，又选修学习了音乐指挥。与此同时，我更加勤奋研究自己的吉剧戏曲作曲，一有时间就自加压力进行创作。

那时，因为年轻，思想也比较开阔、活跃，所以在戏曲创作上有很多新颖的想法。在吉林省第一部戏曲电视剧中，整部电视剧的音乐都由我来作曲。

在校期间，我创作了大量曲子，其中，《红烛泪》、《黛玉归天》等吉剧都受到较高的评价。

在音乐学院进修期间，我过得非常充实，边学习边创作，还在校兼职指挥。

可以说，那几年的音乐学院的学习深造，让我此生受益匪浅。无论是从眼界上，还是思想上，都得到了极大的开阔，对比此前我对音乐的认知，可谓天地之别。尤其是对吉剧音乐创作，我也有了更高层面的理解，更提高了自己的融会贯通的能力。

重回剧团后，我在从事专业的吉剧作曲工作中，因为有了那段时间的充电，我的创作可谓是顺风顺水，灵感更是源源不断。作品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内涵得到了一定的丰富。

突破自我

"金鹰奖"撞入心怀

因为在吉剧团工作久了，对吉剧就像了解自己的孩子一样再熟悉不过了。

我深知：吉剧，它既不是京剧，也不是评剧，而是我们吉林省独一无二的剧种。相比耳熟能详的其他地区的剧种，吉剧还是新成员。但是，在我的眼睛里，吉剧的音乐特色决不亚于任何一个剧种。我甚至认为，咱们的吉剧是全国最具地方特色，最具有穿透力、感染力和震撼力的音乐。

就拿我们的国粹来说，京剧的音乐都是统一的音律，无论你看它哪场演出，他们的音乐音律始终不变，有变化也是微乎其微，外行根本听不出来，这就使得它的感染力大打折扣。

而我们的吉剧就大不同：什么样的人物，就唱什么样的唱腔，所谓生旦净末丑，就是不同人物，不一样的性格，都要用不同的角色，不一样的唱腔来演绎来表现，而非千篇一律地唱着同一种音乐，同一个腔调。所以吉剧的那个"十六字"方针，我觉得确实英明，实践证明那也是非常正确的指导方针

作为一名吉剧作曲者，我就要努力作出好听且感人的，又带有吉剧特点的优美乐曲来，以此来烘托吉剧的特色，刻画人物性格，有效地推进剧情发展，带给观众不一样的听觉盛宴。每一场吉剧，无论是人物情感的变化，还是思想上的改变，哪怕是人物的细微心理活动，我都告诉自己，要采用不同方式的音乐，来准确传达人物的思想感情，表达好人物的内心世界。

按照这样的一种音乐创作理念，1996年，我开始殚精竭虑地为吉剧《关东雪》作曲。剧中，人物情绪跌宕起伏，剧情也是一波三折，人物的悲痛、痛恨和高兴情绪，变化莫测，丰富多彩。但是，无论剧中人物感情怎么多样化，我都要保证自己随着人物情感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准确表达人物的音乐。

后来，此剧一经播出，就受到热烈追捧，并获得多项奖项，我个人也因此获得文化部颁发的中国戏曲音乐"孔三传"最佳作曲单项奖。

这次音乐创作的巨大突破，超越了自我，也让我知道，如果想要继续前进，我就需要把自己的思路打开，从而才会在吉剧音乐创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功。

而想要突破自己在吉剧音乐上的创作，首先就要跳出吉剧在母体二人转上的某些条条框框。所以，我把目光投向了外界，投向了其他地区剧种音乐，去采撷精华，去融会贯通，去自成一家。

每个剧种都有各自的特点，而我学会了吸取其他音乐剧种地优点，择其优者而用之，来突破我在吉剧上得创作。

随后，我开始用这种指导思想，为吉剧戏曲电视连续剧《桃李梅》作曲。整部连续剧从始至终都穿插着我对吉剧的理解，我对人物的感情。

也许正是这份理解，这份情感，使我的音乐创作走了一个新的台阶，使我获得第十五届全国电视"金鹰奖"最佳音乐奖。

路线独特

吉剧不会被遗忘

虽然二人转是吉剧的母体，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即便是母与子，两者也需要有所差异。"母亲"应有"母亲"的特点，"儿子"也需有"儿子"的特色。只有这样，吉剧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而不同于别人的道路。不过，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吉剧的发展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只有这样才会发展出一条新道路。

在我从事的四十年的吉剧音乐生涯中，我深刻地感觉到，音乐对吉剧的重要性。没有音乐，就没有剧种，没有剧种，吉剧就不会受人追捧，更不会发展。吉剧音乐就是吉剧剧种之根。如今，剧种之多，各有各地的腔调，我们的吉剧只有不断改变、创新，才会在众多的剧种中独树一帜。

但是，唯有音乐还显得不足。剧种需要剧目的带领，才会是一个有机的融合整体。没有剧目，剧本就无法形成，剧种也无法发挥自己的潜能。所以，一剧之本，剧本当首。有一个才华横溢的编剧尤为重要。由剧目再招揽人才，吉剧这个整体文化传承链条就形成了。然而，我一直以为，"人才"决定着这一切。

虽然我们这一辈吉剧人逐渐老去，但是每一个人对吉剧都有自己的感情。无论年龄多大，是否离开吉剧战线，在我心中，我依然认可吉剧，情系吉剧，并愿意为吉剧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我相信，在人才辈出的今天，组织起一个强有力的队伍，吉剧自当不会被社会更不会被观众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