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作家莱斯利·保罗出版了一部名叫《愤怒的青年》的自传,他与同时代的作家约翰·韦恩、金斯利·艾米斯、约翰·奥斯本、艾伦·西利托、阿诺德·威斯克等人一起,发起了反对、抨击英国不合理社会制度的文学运动。他们是一群有血气的、爱国的、有思想的、有民族正义感的青年。在那次影响深远的文学运动中,他们被称作“愤怒的青年”。60年后的1919年5月4日,爆发于北京的五四运动,事实上也是一大批中国“愤青”发起的一场影响深远的爱国运动,它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梁启超、蔡元培、罗家伦、陈潭秋、傅斯年、陈独秀、毛泽东、鲁迅……这一大批优秀的“愤青”,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纪元。 当时间的轮盘转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愤青”慢慢被世人的口舌翻转成一个贬义词。“愤青”们因为言辞直切(耿直并切中要害)、偏激(其实有时并不偏颇)、愤怒(正义感让他们口不择言),被某些人士视为刺头、不安定分子。“愤青精神”成了过街老鼠,落水之狗。这是多么大的误解和恶意的中伤!因为,“愤青”往往就像《皇帝的新装》里那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他们会指出社会的弊病、陈疴,发现其盲点和缺陷,并为之大声疾呼,助推社会朝更健康更和谐的方向前进。 然而近些年一些新词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并逐渐被我们接受和使用。比如“房奴、粉丝(Fans)、80后、粉领、恶搞……”而与此同时,一些老词离我的生活,离我的文字越来越远,以至渐渐被我遗忘。比如“浪漫”、“忧伤”,比如“愤怒”。 忘了“浪漫”和“忧伤”是很自然的事,因为这两个词与粉刺一样,属于典型的青春期派生物。通常它们只属于少男少女。见风落泪,见月伤怀的事,除了不知庭院深深深几许,也不知自己芳龄深深深几许的琼瑶老阿姨,绝大多数人在告别青春期的同时,必然一同告别了“浪漫”和“忧伤”。那些细腻缱绻的情感,那些如梦似幻的氛围,那些触动心底最柔软部分的忧郁和伤感,被时间愚钝的锐利统统砍伐一空,扫进岁月的回收站。然后,我们披上鳄鱼的铠甲,在所有关涉情感的事件上,心如顽石,坚硬而无往不胜。这是成长的收成,也是成长的代价。因此,我无动于衷。 但是,继抛弃“浪漫”和“忧伤”之后,我也渐渐地背弃了“愤怒”。“悲喜不形于色”,“王顾左右而言他”,从何时起,我已然修炼到了老道的境界? 有人砸了公园的路灯,我不愤怒；有人把公共楼道据为己有,我不愤怒；有人口蜜腹剑,我不愤怒；有人为名不择手段,我不愤怒；有人为利贪污受贿,我不愤怒；有人偷盗奸淫,我不愤怒；有人四处炫耀一身横肉自诩天香国色并以此成为明星,我不愤怒；有人自称白居易后代并欲以色相勾引九泉下的孔子,我不愤怒；有人说中医不是国粹而是伪科学,我不愤怒；有人说中国的“龙图腾”当“屠灭”,我不愤怒；有人说穷人可耻富人光荣,我不愤怒……并且,我从不因自己的不愤怒而愤怒,反而因为习惯于妥协沾沾自喜。我成熟了,熟成一只玲珑的八哥,熟成一块冷漠的钢,熟成一棵空心菜,熟成一个叫我隐形我立马土遁的精灵。 而在这个世界上,在每一个城市和乡村,都有无数个萎缩自守的“我”。一个失去“愤青精神”、不再愤怒的青年,不惟是可悲的青年,更是可耻的青年。一个没有“愤青”的社会,就如同讳疾忌医的病人,它会在无人指摘中一点点地病入膏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