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推介的是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原始生态的休闲方式。”第二届TopShow(深圳)国际顶级私人物品展上盛磊说,大众心目中的“奢侈”,应该就是这种生活方式和休闲方式。那么,究竟富豪们的生活方式有多“艺术化”?他们的休闲方式又如何“生态环保”?花4200元买一个枕头,花100万元买一张按摩床,再花1000万元买一件苏绣作品挂在睡房里；又或者花费数百万元买一辆全球限量版的顶级跑车,再花数百万元到非洲走一趟,猎头大象带回家…… 大众心目中的“奢侈”,居然是“艺术”的———这样的说法,听上去非常新鲜,细一想,荒谬之极。艺术,是人类智慧和心灵的结晶,是高层次的精神产品,它或许是浪漫的,或许还是激情的,但却无法用金钱挥霍这种“奢侈”的方式展现出来。有钱可以奢侈,但有钱却无法“艺术”,这世界上的有钱人多了去了,却没见哪一个人因为富有而“艺术”。 “奢侈”是什么?有人“套用”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1970年在《消费社会》一书中的一段话作出了幽默的“注解”———“奢侈主义”代表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在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奢侈欲望的满足,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更多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穿名牌,不是为了实用而是为了“品位”；购豪宅,生存居住是次要,炫耀攀比才是第一目的……为了消费而消费,为了消费而奢侈,举着“奢侈主义”的大旗,消费与享乐、地位、身份、面子等紧密相连。 值得一提的是,现实中,不仅有钱人喜欢奢侈,越来越多的工薪阶层也对“奢侈品”乐此不疲。在“奢侈主义”义无反顾的浪潮声中,我们难以排解这样的郁闷和自嘲:吃吃高档西餐、喝喝顶级洋酒、戴上天价首饰,就是贵族了?就有品位了?暂时的自我奢侈消费麻醉之后,除了一大堆看上去很美的“奢侈符号”之外,除了空空的钱包之外,我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过早的奢侈主义吸纳,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负面影响是深刻而全方位的。在奢侈主义的烙印下,是财富的无序挥霍和浪费,是传统人文精神的流失,是伦理道德的异化和扭曲……未富先奢,不利和谐。“我们刚吃上肉,你们又吃鱼翅了；我们刚解决了‘三代同居’的难题,你们又住上豪华别墅了；我们刚戴上金项链,你们又换成了珠宝玉石的了；我们刚喝上啤酒,你们又开始青睐百年苏格兰威士忌了……”———这是一个在网上流传颇广的“段子”,倘若要说这种反衬社会不公的“奢侈”是一种“艺术”,那也注定是少数新富群体道德空虚的一场场“迷失乱舞”罢了,只会有倒彩,不会有掌声。 (据中国青年报)

本想只看看话剧，却意外地欣赏到音乐剧的火辣激情与歌咏美感。黑龙江哈尔滨话剧院上演的《秋天的二人转》，其演出内容、形式以及演出效果都超越了话剧舞台的局限，营造了一种一般话剧所没有的载歌载舞的喜庆氛围。随着剧中贯穿始终的经典“二人转”的表演，观众的心被粗犷的唱腔唱词击打得波澜起伏，畅快淋漓。于是，我国最原生态的民间表演艺术“二人转”，与西方最传统的舞台剧艺术形式，两者有意无意间宛若天成的对接，足以令我们产生出这样一个大胆的想象：在“二人转”的基础上创造我们民族民间的音乐剧。$$“二人转”与音乐剧有许多天然的共同点，音乐剧不过是西方舞台上的“多人转”。音乐剧被分解后就变成了类似“二人转”的表演，而“二人转”本身是一部戏剧的毛坯。首先，从表演题材和内容分析，“二人转”很善于表达人们庸常的生活趣味和男欢女爱的情调，比如《杨八姐游春》、《王二姐思夫》、《红月娥做梦》、《锯大缸》、《二大妈探病》等，当然也有文雅些的作品，但总体而言，还是有更世俗化的倾向。再看音乐剧，它同样“并不追求卓越与出众，也没有野心，因此，它们被认为是平庸的创作。音乐剧赞扬民主，它赞扬那些在平凡生活中追求浪漫和幸福的普通人，而对那些自命不凡的富人，尤其是贵族们，则充满了鄙视和嘲弄。”如18世纪贫穷的诗人创作的音乐剧《乞丐歌剧》就是例证。一句话，音乐剧代表着穷人的心声，至少在它诞生的初期是这样。$$再从“二人转”的艺术表现手段看，它讲究“四功一绝”。“四功”指的是唱、说、扮、舞。“绝”是指绝技。我们想想，音乐剧不也包括所谓“四功”———即四种艺术表现元素吗？从音乐剧的代表作《红男绿女》、《窈窕淑女》、《西区故事》和《音乐之声》中，不难看到歌唱、对话、表演、舞蹈相互穿插，相得益彰的热烈场面。不同的，只是大多数音乐剧都有一个较为完整的故事，参与演绎这故事的演员多一些罢了。“二人转”的表演形式也有“四种”：“单”，一个人一台戏；“双”，二人演多角；“群”，群唱群舞；“戏”，旦丑为主的东北民间小戏。至于音乐剧所注重的庸俗意味的歌唱性，对于“二人转”来说毫不逊色。可以自豪地说，“二人转”激越、悠扬的乐曲，是我们民族民间土生土长的“咏叹调”，是可被大众传唱的“流行曲”，是充满关东风情的“摇滚音乐”，其音域像黑土地一样宽广、浑厚，其唱腔又像长白山天池一般清澈、明亮。$$若从表演风格来说，“二人转”与音乐剧的“同祖同根”的现象就更加明显。“一般认为音乐剧来自英国喜歌剧或歌谣歌剧，因其总是插科打挥，胡闹耍宝，被称为‘音乐喜剧’。”我们想想，“二人转”是不是这样？它唱得高亢红火，风趣幽默；说得俏皮戏谑，机智灵活；扮得夸张滑稽，活灵活现；舞得怪样百出，腾挪自如。仅说腕子功，就包括平腕、翻腕、甩腕、压腕、绕腕、抖腕等多种，足见喜剧色彩浓厚。音乐剧将戏剧、舞蹈、音乐、诗歌等诸多艺术形式融合在一起，而“二人转”也是本土多种艺术嫁接的产物。它的音乐唱腔以东北民歌、大秧歌为基础，吸收了东北大鼓、莲花落、评戏、河北梆子等曲调而构成；它的舞蹈来自东北大秧歌，并吸收了民间舞蹈及武打成分，以及耍扇子、耍手绢等杂技技巧；他的扮相和表演借鉴了传统戏曲丑角和花旦的生动传神；他的说辞则从民间歌谣和文人辞赋中广纳精华。常见一丑一旦的对唱，如《西厢》、《蓝桥》，说雅雅极，说俗俗透。$$再从演出市场来考察，“二人转”与音乐剧同样是通俗化表演、平民化艺术。“二人转”起初被称为“蹦蹦”，是东北特有的地方民间小戏，据说始于19世纪初清道光二年(1822年)。天作幕布地当台，“蹦蹦”艺人游走四方的表演，自然没有固定的场地。民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传。”可见看表演的人也大都辛苦贫寒。同样是大约二百年前诞生的音乐剧，一开始被当作“杂耍”对待。“相对于大雅之堂的剧场，欧洲的杂耍剧院为音乐剧的诞生提供了更活泼热闹的表演空间，从杂技到短剧，魔术到马戏，歌手到坎坎舞女郎，这类世俗的、甚至被禁止的舞台表演……在美国本土，黑人表演和白人模仿黑人的表演戏、滑稽剧一直深受欢迎，正是这些催化剂带给音乐剧更多的亲和力，才逐渐融合成了今人喜爱的百老汇音乐剧。”直到20世纪初，美国音乐剧正式登场，音乐剧才有了正规的演出剧场，盛大的演出阵容，丰厚的演出收入。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音乐剧方走向“巨型音乐剧’时代，即大成本制作。在我们羡慕世界各地音乐剧演出的盛况时，我们的民族民间音乐剧刚刚处在萌芽阶段。$$应该说，“二人转”的戏剧成分很多，除了二人对唱对舞，“还有一人且唱且舞，称为单出头，如《洪月娥做梦》；也有演员以角色出现在舞台上唱戏，这种形式称‘拉场戏’，如《包公赔情》。而二人转的音乐唱腔极为丰富，其结构为曲牌连缀体，积累的曲牌约有三百多支，常用的有五六十支，主要曲牌有《胡胡腔》、《喇叭牌子》、《文嗨嗨》、《武嗨嗨》、《红柳子》等。其传统曲目非常丰富，计有三百多个。艺人有‘四梁四柱’之说。‘四梁’指大四套曲目，有《钢鉴》、《清律》、《浔阳楼》和《铁冠图》。‘四柱’指小四套曲目，有《西厢》、《蓝桥》、《阴魂阵》和《李翠莲盘道》。这也是二人转艺人的拿手曲目。此外，还有《双锁山》、《华容道》等。近几十年来，又有大批的新创作曲目，如《丰收桥》、《接姑娘》、《柳春桃》等，均深受欢迎。”就像法国勋伯格的《悲惨世界》，造就了音乐剧界最感伤迷人的音乐一样，“二人转”中的《蓝桥》也具有悲凉动人的“华彩”唱段。只须利用“二人转”的基本元素，创作出现代音乐剧的脚本，再加上中西结合的庞大乐队，就不愁演出没有观赏效果。谁说我们中国不能有自己土生土长的音乐剧？何必要在演出市场上完全照搬西方音乐剧？$$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主办方在开幕式上播放了一部讲述生活在海边的波兰孩子的短片。孩子们说，海里的鱼一年比一年少，海边的沙滩一年比一年小，我不知道长大后会是什么样子。短片提醒与会者“要靠我们为孩子们找到更好的未来”。并强调，“我在乎谈判结果，我在乎我们的未来”。

这并无多少新意。孩子与未来的隐喻妄图打动成人世界坚强外表下最柔软的内心，但这似乎是徒劳的，至少在多次气候变化的宣传片中，孩子已成用烂了的隐喻。成人世界关注的多是“现在”，很少有人关心未来。从1992年的巴西里约热内卢至2013年的波兰华沙，全球气候谈判已经走过了21个年头。如果“未来”早被重视，时间一定不会拖延那么长。

纵观这些年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历程，争论焦点始终聚焦于发达国家之间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如何划分和落实减缓气候变化的责任、技术转让、资金等议题。

气候变化早已从一个科技领域的问题变成一个政治博弈的筹码，开始从对暖冬和极寒的讨论延伸至国际利益格局的重塑和国际决策机制中话语权的分配。

在这场长达21年的气候谈判中，减排已经成为一种“负担”。大部分国家都怀有“他人多减，自己少减”的心理。有些国家试图模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比如美国，总是将美国的减排行动与一些发展中大国挂钩，而从来不反思自己退出《京都议定书》带来的“示范性效果”。也有些发达国家，在资金支持问题上始终“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还有个别国家的新领导人上台后，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开倒车。

凡此种种，人们似乎在作一个历史性的误判，认为最大程度地维护“国家利益”才是功绩。

殊不知，这种短视，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倒贻误了时机。因为这不是一场体育比赛，大家要么一起赢，要么一起输。

据新华社沈阳12月20日电12月21日是冬至。现在人们只知冬至是北半球夜长昼短的极限,从冬至起开始“数九”,步入严寒季节。但民俗专家说,古代民间有“冬至大如年”之说,其节日习俗传承已近3000年,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俗学会名誉理事长乌丙安说,大多数古代节日习俗源于祭礼。 殷商时代的宾日、饯日仪礼是每日都举行的。到了周代,祭日仪礼有了变革,被安排在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这样的季节转换时节举行。 古人在冬至这一天要举行庆贺仪式。周代在冬至时曾有“天子率三公九卿迎岁”的盛大礼仪；汉代冬至被列为“冬节”,官府要放假,并举行祝贺仪式称为“贺冬”；《晋书》有魏晋冬至日受万国及官僚称贺,“其仪亚于正旦”的记载；唐宋时冬至更为热闹,据南宋周密写的《武林旧事》载:“都人最重一阳贺冬,车马皆华整鲜好,五鼓已填拥杂于九街。妇人小儿服饰华炫,谓之像过年”；明清时皇帝要在冬至这一天去天坛内的“圜丘坛”举行隆重盛大的祭天大典。 乌丙安解释说,古代民间非常重视冬至,甚至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这与历法传承有关。周历的正月相当于夏历的十一月,所以“拜岁”和“贺冬”并不矛盾。汉武帝采用夏历后,才把正月与冬至分开。但民间老百姓还是传承着周历历法,所以相当长时间内人们还认为冬至过后就是另一年的开始,各种隆重而有趣的习俗还在延续,节日气氛很浓。 乌丙安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冬至的许多民俗今已不存。比如过去老百姓要在墙上贴“九九消寒图”,上面画着白梅花一枝,有梅花81朵。从冬至起,由孩子们用红笔每天涂一朵,待都涂遍,九九寒天已尽。或是用笔描写九个空心字“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81天写完81笔,称为“九九消寒句”。只有冬至的食俗还没被当代人遗忘:冬至这一天,北方人习惯吃饺子、吃馄饨,南方人喝红豆粥、吃汤圆,还有人则喜欢在这一天吃火锅。

两会召开，世界的“聚光灯”转向中国。两会不仅是中国的政治周期，也正在成为世界的政治周期。随着中国话题成为世界话题，中国方案成为世界方案，中国两会日益凸显出世界意义。

世界不仅关注中国的发展，更关注中国的世界贡献。中国不仅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承载着全球治理的希望。

这种希望，突出体现在两会模式对人类政治文明的贡献上。两会模式是中国政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人类治理模式。

以两会模式为重要内容的中国政治模式，既吸收了西方现代政治文明成就，同时结合中国文化、国情，尤其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断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世界意义的发展中大国政治现代化模式，成为后发国家可资借鉴、甚至超越西方的成功案例。

其一，超越西式权力观。在西方中心论情结下，西方政治体制形成对内民主、对外专制，对内多元、对外普世的悖论。中国的两会，基于权力分工协作、共存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政治共识，实现权力——权利的结合而非对冲，避免了西方多党制的党同伐异与政治内耗。

其二，中式协商民主超越西方程序民主。协商民主并非中国人的发明，却结合中国文化与国情在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实践中得以发扬光大。以两会模式为标志的中国协商民主，正在丰富国际社会对民主制度的理解。民主是形式，民心才是目的。中国人实现民主的方式与西方秩序相反：民享，民治，民有，先以人为本，然后法制，再法治和选举。因此，中国与西方的民主争执不是根本性的，而是在民主实现方式（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和秩序（先法制还是先选举）上。这反过来也证明中国的民主实践对西方的补充、超越，体现其世界意义。

其三，超越二元对立思维。西方的思维是“要么你和我们一样，否则你就是在反对我们”。这种二元对立思维在政治治理上的体现就是权力制衡，尤其体现在两院分权制衡上。而中国早已打碎了贵族——平民的社会架构，政协、人大不是上议院、下议院关系，不是贵族、平民的代言人，两者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践行的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承诺，折射的是中国传统对立统一、“致中和”的文化理念。

其四，超越“最不坏”，追求最好。丘吉尔曾断言，民主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这既是西方政治自信的流露，也体现出西方政治的无奈。今天，我们放眼欧美，不难发觉，民主扭曲、错乱的例子俯拾皆是。中国的两会模式，通过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安排，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在政治实践中完善，在人的素质、民主自治等方面超越了西方以追求“最不坏”为目标的旨趣。只有追求最好，才能接近最好。

上述种种超越，也表明中国的现代化注重吸取一切人类先进文明包括西方政治先进文明的结果，凸显中国政治模式本身的世界色彩和世界意义。

中国的体制、模式需要改革，但不是简单的复古或接轨，更不能否定今日中国的成功探索。明白中国两会的世界意义，就能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王义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