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媒体记者宋寅在东千佛洞题字留名事件，尘封13年后，近日被网友曝光，引来一片谴责。

作为一个历史遗迹众多的文明古国，善待文化遗产是每个公民的责任，但在文物古迹上乱刻乱画的行为还是屡屡发生。专家认为，对于那些“留芳”不成反“遗臭”者，不光要严厉谴责，更要用法律追究责任。

题字事件目击者：讲解时最不能容忍的事在身后发生了

“一不能照相，二不能乱摸乱画，进洞窟前就说得清清楚楚，没想到在我给其他人讲壁画的时候，他竟偷偷干了这种事。”13年过去了，李春元一提起这个记者在东千佛洞题字一事，就深感伤心和生气。

李春元是甘肃省瓜州县知名的文史专家，对当地历史古迹烂熟于心，许多到瓜州县参观的重要客人，县上都会请他“出山”给讲一讲。

2000年夏天，宋寅一行6人到瓜州县采访，就享受了这一“礼遇”。受县上相关部门安排，李春元顶着酷热，亲自带着他们到离县城80多公里外的东千佛洞去参观。

“第2窟是东千佛洞最珍贵的洞窟，壁画是西夏时期绘制的，上面的《玄奘取经图》比吴承恩写《西游记》都要早400多年。”李春元说，作为一个文史工作者，就在他讲这一精美壁画的时候，最不能容忍的事竟在身后发生了。

“我一回头，发现他已经在洞窟甬道脱落壁画的地仗层上，用钢笔写下了‘二〇〇〇年立夏，香港文汇报高级记者宋寅到此参观考察’题字，连制止的时间都没有。”李春元说。

由于东千佛洞地处偏僻，且不具备开放条件，长期以来，除少量研究者和部分贵宾外，很少有人到东千佛洞参观，这一“伤心”事也就尘封在了李春元的心里。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宋寅题字留名旧事，13年后，还是“事发”了。近日有网友曝光了宋寅在东千佛洞“题记”的照片，一时间成为网上热议话题。

事发地文物部门：保留调查追究权利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东千佛洞尽管在艺术风格上归类于敦煌石窟群，但在管理关系上，与归属敦煌研究院的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不同，东千佛洞由瓜州县负责日常保护和管理。

“该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瓜州县文物局和瓜州县锁阳城文管所对东千佛洞的参观管理存在一定的缺陷和漏洞。针对此事，瓜州县文物局向全国人民道歉。”27日，瓜州县文物局通过新华社表达了对此事的态度，并强调：“瓜州县文物局保留对该事件及相关人员责任的调查追究权利。”

东千佛洞位于瓜州县城东南86公里的长山子北麓，现存23窟，壁画总面积486平方米，彩塑38身，是一座精美不可多得的西夏艺术宝库。1996年1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瓜州县文物局介绍，2000年5月中旬，瓜州县锁阳城文管所管理人员在东千佛洞第2窟前甬道南壁的地仗层上发现了钢笔题字，随后致电香港文汇报，要求查处当事人。文汇报称，该记者已调离文汇报不知去向。瓜州县文物局内部也对该事件进行了处理，对有关人士在系统内部进行了通报批评。

瓜州县文物局表示，为切实加强文物保护，瓜州县文物局已采取相应的保障措施，以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文物保护专家：古迹乱刻乱画要追究法律责任承载着历史信息、文明印记的文物古迹，参观者本应怀揣着敬仰之情、用心去认知和感悟，可一些参观者，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文物古迹上乱刻乱画，就连脆弱珍贵的古代壁画也不放过。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国有文物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刻划、涂污或者损坏文物尚不严重的，或者损毁依照本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设立的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的，由公安机关或者文物所在单位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

但在现实中，一些参观者对这些明文规定视若无睹，留下了“某某到此一游”、“某某到此考察”等许多“遗臭万年”的拙劣题记。

全国政协委员、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认为，对于在文物古迹上乱刻乱画等不文明的行为，不管是国内游客还是国外游客，都应该受到谴责，这是决不允许的事。

与此同时，对于一些游客不文明刻画文物等行为得不到追究的现象，樊锦诗建议，在修改文物保护法时，要进一步明确对不文明参观行为的处罚，这样才能为文物单位强化管理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支持。（新华社兰州5月27日电）

在一个缺少监督的相对封闭环境内，面对连学生午餐费都垂涎三尺的贪婪校长，原本就弱小的学生们只能成为羔羊。 

即便是在食不果腹的年代，我们也曾有过“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口号。但日前，浙江永康反贪局破获了一起教育系统贪污学生午餐费的腐败窝案，涉案人员包括当地教育局原局长、12名中小学原校长等15人，涉案总金额达400余万元。这些涉案钱财是由水泥工转行做蔬菜配送的林某，给涉案中小学校长10%-20%不等的回扣，涉案时间长达两年多。 

林某因蔬菜配送而发家的上百万住房、宝马车，还有那400余万元的回扣款，就是从学生饭碗里一勺一勺“吸血”聚集而成。卑劣不堪的现实，让人如何不愤怒？两年多来，会有多少学生成为“吸血”对象，学生午餐的质量会沦落到何种程度，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象，涉案人员的腰包有多浮肿，孩子们就会有多瘦弱。 

学校提供给学生的伙食，基本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内完成，既没有市场的优胜劣汰因素，也很少有政府职能部门监督检查，是这起贪腐事件得以生成的关键点。虽然教育部早有明文规定，中小学向在校学生收取服务性收费，必须坚持非营利原则。但在一个缺少监督的相对封闭环境内，面对连学生午餐费都垂涎三尺的贪婪校长，原本就弱小的学生们只能成为羔羊。 

或许正是窥见完全靠校长的道德自律不可能让学生安全，去年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发出了《关于规范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省级教育主管部门提出中小学服务性收费意见，经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审核，两部门共同报省级人民政府审定后方可执行；同时，学校须对服务性收费标准、资金使用情况等进行公示，主动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的监督。 

这起贪腐事件案发，并不是两部委的通知发挥了效力，而是不满情绪在家长中蔓延，最终举报到了永康市检察院反贪局，才得以丑闻暴露。关于遏制教育乱收费的规章制度出台了一箩筐，教育系统内部的干部选拔制度和监督制度也不可谓不健全，最终却让寡廉少耻之辈升任了校长而且吞噬学生的午餐费，不能不说是教育的耻辱。 

借此案件需要反思的，还有价格主管部门、审计部门乃至监察部门是不是把中小学教育乱收费作为了一项重点工作去介入；还有呼唤已久的中小学校长职业化改革是否应该加快推进步伐。放任对学生没有基本爱心的人管理教育，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内呼风唤雨，那么包括学生在内的教育，注定是被揉捏的对象。（来源《京华时报》）

甘肃省庆阳市宁县米桥乡为发展苹果产业，违背农民意愿强行毁麦苗栽苹果树，而且占用了200多亩基本农田。尽管有关方面已要求整改，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对愿栽植苹果树的农户补签合同，不愿栽植的补偿损失，但事件暴露出来的“发展观”和“政绩观”问题，值得高度警惕。

耕地是农民生存的根本，种什么、怎么种，农民应有充分的自主权；基本农田更是广大群众的“吃饭田”，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社会稳定。地方政府在指导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越俎代庖甚至强行推广的“发展”思维，只会伤害农民情感，影响干群关系。

宁县米桥乡“逼农致富”现象，折射的是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决策喜欢替群众做主，不善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践一再证明，这样的做法常常是好心办坏事，也常常以“政绩怪胎”收尾。

近些年来，一些地方不时出现类似“逼农致富”的事件，或者强迫农民种某种作物，或者强迫农民进行土地流转，不但没使农民致富，反而出现农副产品销售难等新问题。可怕的是，至今还有一些地方基层政府将这样的做法视为“有作为”“有魄力”。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体现在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在保持发展热情的同时，更多地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真正做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避免瞎折腾，才是必然选择。

新华社记者王艳明 姜伟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