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前农业部长、经济学家何塞·卢林贝格曾风趣地打过一个比方:有两位母亲,每个人各自在家中抚养自己的孩子,因为是自己的孩子,因此母亲尽心尽力,孩子们因此充分地享受到母爱和幸福,但国民经济不会因为她们的劳动产生任何变化。如果这两位母亲来到劳动力市场,双双作为保姆彼此到对方家里照管对方的孩子,她们的劳动因此产生了经济效果,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因此相应提高,但双方的孩子享受到的只是保姆而不是母亲的抚养。卢林贝格称此为“不幸福的经济学”。

在卢林贝格看来,盲目的发展才是人类真正的危机,“不幸福的经济学”中,危机重重。农业生产部门为了追求产量,肆无忌惮地向田地里倾注大量农药和化肥。这些化学物品不断改变着土壤的成分构造,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地板结,作物无法生长。

在现代的城市中,生活的节奏也正冷漠地递加着运转的速度,就像农田里沉积的越来越多的化肥和农药的残余成分。工作是为了生活,但当工作的压力威胁到作为生产的主体的人的身体健康时,那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呢?难道仅仅就是“增长”、“发达”等看起来颇有诱惑力的字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