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谁阉割了？

【类型】报纸

【地址】 地址1

【版次】第09版：文学家

【入库时间】2015.01.09

【全文】

孙少山做过矿工，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全国奖《八百米深处》蜚声文坛。二十多年来，不打花拳绣腿，老到和深刻，靠着一个一个坚实的作品，征服读者。关怀芸芸众生，供奉人类良知。

■孙少山

中国人和洋人们在性格上的差异已经世所公认，那就是中国人比较内敛，而洋人们比较狂放。即使中国人有手舞足蹈的时候，和洋人们也是大有差别，比如莫斯科街头那些跳舞的老人和哈尔滨大街上扭大秧歌的老人的表情大不一样。那些跳舞的俄罗斯老头儿和老太太们表情生动丰富，让人看得出他们是从心里快乐，而哈尔滨街头扭大秧歌的老头儿和老太太们大都表情呆板，举手投足间都有一种被迫的感觉。这也许是因为东北大秧歌与俄罗斯民间舞蹈不同，大秧歌要求整齐划一，要求规矩，而俄罗斯民间舞蹈则是自由发挥随兴所致。但哈尔滨的老人们之所以选择了扭秧歌，俄罗斯老人之所以选择了跳舞，这就是两个民族的文化差异了。

中国人的这种内敛的特点在汉族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我在黑龙江农村时，居住在一个荒凉的山坡上，冬天的早晨，看着山外的农民进山打柴，他们从山脚下的大道赶着马车或牛车走过。天气寒冷，那些朝鲜人都是站在车上，啊啊地唱着，好像是用唱歌来抵抗严寒，而汉族农民全都蜷屈在车上，尽量地缩紧脖子，一声不响地忍受着寒冷。这现象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还有，比方说朝鲜屯子里青年人结婚，老人们都会跳起舞来欢迎新娘，而汉族村子里结婚，老人们只是招待客人大吃大喝。如果汉族的父母在儿女结婚时跳舞或唱歌儿，那会让人笑下大牙来。这虽然说是一种习俗，但更是一种民族性格的差异。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

好像古代的中国人不是这样的，比方说我们都熟悉的那首诗，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他的朋友汪伦唱着歌走着舞步给他送行来了。尽管李白常常有“白发三千丈”等不着调的夸张，但我相信他这一送别的细节是真实的。而细节，往往比那些改朝换代、战争杀伐更能接近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不过，你设想一下，如果是今天，在码头或车站一个大老爷们又跳又唱地送朋友，那不是神经病是什么？

读古诗词的时候，我经常会有这种很诧异的感觉，古代人的生活状态跟我们今天大不一样啊，他们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谨小慎微中规中矩唯唯诺诺地生活着呀。不只是老百姓，如曹操横槊赋诗，周瑜醉酒歌舞都有失大将的威严吧？

这不能归于是天性上的差别，我觉得我孩子时也并不像现在这样呆头呆脑，也爱说爱笑，也调皮捣蛋，也爱唱歌儿，也会吹笛弹琴。可见小时候我是一个很活泼的孩子，也就是很张扬。我的爷爷常责备我话太多，不稳重，他在临终时还让人带口信给我，说我脑子够用，但聪明外露。他老人家一直为我的外向性格担心。他不知道那时远在东北的孙子早已经变得老实听话，规规矩矩，再也不多说多笑，更不再唱歌弹琴，一天天正在变得沉默寡言，木头木脑。

我这一辈子是这样活过来的，从来不敢在公众面前发言讲话；从来不敢对领导的话说“不”字；从来不敢在领导面前放声大笑；从来就对陌生人心怀恐惧；从来没喝酒情绪失控过；从来没跳过舞，真的，一次也没有。我就这样呆头呆脑，诚惶诚恐，唯唯诺诺，谨小慎微地过了一辈子。

在农村，公牛一般都是要阉割的。阉割过的公牛老实，听话，只知道干活再也不想别的。大家都知道，阉牛就是把它的睾丸给割掉。虽然只去掉了那么多余的一小块儿肉，但它从此就会大有改变，再也不会发怒顶人，不会调皮捣蛋，永远失去了那种狂放的生气。有一种阉的手术并不给它割掉，但是更残忍，那叫“捶牛”，就是用两根木棍把牛的卵子夹紧，绳子捆住，然后一下一下往下捶，直到把牛的睪丸给捶得稀烂，完全失去功能。从此牛就不再调皮捣蛋。

回到故乡重见少年时的伙伴，他们感到诧异，觉得我就像什么时候被人给阉割了似的。他们不说我是被阉割了，而是说我一定是被什么人给“处理”过了。让我郁闷的是，被什么人“处理”过了，自己却一点儿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