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明学:秧歌一扭60年
【类型】报纸
【地址】 地址1
【版次】第B3版:向幸福出发
【入库时间】2015.01.09
【全文】



本报记者卜宪九文/摄
近日,林甸县宏发村在排练一台“大戏”。65岁的韩明学是编剧兼导演,“大戏”专门为春节准备。
“正月里来是新年呀,村里村外锣鼓喧天……”韩明学给记者演上了,欢快的节奏,活泼的曲调,让人有立即扭上几下的冲动。
“大秧歌是东北农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光我们肇州县就有五代传人。”韩明学讲了起来。
A“综艺大全”万人演
“东北大秧歌,在肇州一带兴起早、影响大,成了非物质文化中的瑰宝,该叫‘综艺大全’。”韩明学说。
说它兴起早,是因为在清朝后期就开始有了。那时,每到过年,秧歌队都要到官府以拜年名义演出,还会坐着大车到附近村屯的富户家去演出。
解放后,东北大秧歌特流行。农闲或群众集会,总要扭一扭。一面大鼓加上锣,敲打起来,便有人出场,帽子往后一转,腰一猫,腿一弓扮起了老汉。或弄两个红辣椒往耳朵上一挂,手拿大烟袋,头系白毛巾,扮起了老太太。接着就会有人相继出场,在大庭广众下扭起来。
“在肇州一带,大秧歌第一代传人是刘百川,他活着该有150多岁了。”韩明学说,第二代传人是孙陆,第三代是韩树祥,他是第四代传人。
为什么说东北大秧歌是“综艺大全”,因为它的综艺元素。
韩明学说:“从曲牌上说,它有‘句句双’、‘满堂红’、‘新年乐’、‘大丰收’等18种。而‘鼓扎子’(锣鼓经)有‘老三敦’、‘四击头’、‘急急风’等,都是京评二戏中的精华,而且东北大秧歌和东北二人转是无法分开的孪生姐妹;从表演类型上分,大秧歌有‘地蹦子’、‘高跷’、‘旱船’、‘推车’等;表演内容上更丰富,它可以把民间任何一种表演艺术拿来为我所用。”
一说起秧歌,韩明学就停不下来,说着说着就说到了他自己与大秧歌的情缘。
B“人参娃娃”初长成
1948年,肇州县朝阳沟镇的孙殿甲窝堡屯,已是五个孩子的韩家,又添丁了,取名明学。
“看秧歌!走,快走哇。”5岁那年,韩明学扯着父亲的衣襟嚷嚷着往外走。
“呜哇哇……咚咚咚……”在一片欢快的唢呐和锣鼓声中,韩明学也学着大人的样,像模像样地扭起来。
没成想,这一扭,韩明学上了瘾。只要村里的锣鼓一响,他保准穿上姐姐的花衣服,抹上红脸蛋,腰间扎个包裹皮,头上系个“钻天绺”,手中一根棒子鞭,挤进秧歌队里,卖劲地扭。
“娃娃,把头扬起来。”三叔指点他。韩明学就把小脸扬得老高。
“娃娃,棒子鞭到哪眼神也跟到哪。”二大爷过来一示范,韩明学一学就会。
“乖得成了宝,就叫‘人参娃娃’吧。”二大爷给韩明学起了个绰号。
上学后,韩明学成了学校文艺汇演的骨干。10岁那年,老师教他唱二人转,让他反串演小两中的媳妇,他表演得惟妙惟肖,并在全县获了奖。
小学五年级放假那年,韩明学由父亲带着到大姐家串门时,与老艺人韩淑祥见面了。
“我看这个孩子行。我们团里正好有个小女孩,还没有‘架’(搭档)呢,让他跟我们团走呗。”韩淑祥向韩明学的父亲说。
“要唱,早就让他唱了。”韩明学的父亲不同意。因为当时,二人转不被人重视,认为这一行“飘”。
“哪一行都有高手。二人转这一行,行‘飘’人不‘飘’呀。你看我这个人,咋样?”韩淑祥指指自己说。
“你当然没啥说的。”当时,韩淑祥是三肇一带很有名气的人物,为人仗义。韩淑祥的一席话,韩明学的父亲有些动摇了。
“大叔,我先带他一段,行就在这干,不行就送回来,我决不强求。”韩淑祥拍着胸脯说。
就这样,韩淑祥说服了韩明学的父亲。韩明学这才正式拜韩淑祥为师,走上了艺术道路。那年,韩明学14岁。
C“车店”排练结良缘
那年冬闲,韩明学到了肇东市四站镇剧团,与16岁的刘洪琴搭“架”演出。
当时,四站镇剧团男演员少,女演员多,加上韩明学唱腔纯正、扮相靓丽,便留在了这个剧团,继续与刘洪琴登台搭‘架’。
那时,出外演出要坐马车,一坐就是二三个小时。尤其是冬季,天冷得要命。晚上,女演员们被安排到农户家里睡,男演员只能睡在生产队的土炕上,没有枕头,拿件衣服找块砖头一卷,就睡了。那时,韩明学一套棉衣裤,从冬穿到春,冬天的风钻进袖筒、裤筒里,刺骨的凉。
一回,去肇东县合居乡演出,离四站有60多里。车行驶到一半路程,韩明学冻得直打哆嗦,鼻涕一把一把地流。望着师弟的样子,刘洪琴从包裹里拿出自己新买的大衣,披在韩明学身上。
“师姐真好。”韩明学心里一热,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妈,我们剧团过几天要对外卖票演出,我想和我那副‘架子’在咱家排练。”刘洪琴对母亲说。
“行,咱家房子大、屋多,就在咱家吃住吧,你俩练节目也方便。”刘母是个爽快人。那时,刘家在县城里是开“大车店”的,生活还算过得去。
在刘家,韩明学和刘洪琴互相切磋技艺,不到半年的功夫,俩人便成了团里的台柱子。
排练之余,韩明学挑起了刘家粗活、重活的担子。生产队分粮、分菜,他帮着往回运,挑水、打柴、打墙、抹房,他都包了。
“这孩子行,戏唱得好,人也勤快,过日子是把好手。”在刘家的一年多时间里,刘洪琴的爷爷、奶奶看好了韩明学。
“娘,俩孩子都在一起唱戏,又对脾气。您要是看好的话,我去托媒人。”刘母跟婆婆建议着,婆婆点头答应了。
1966年的冬天,下着小清雪。刘家用四辆大马车,吹吹打打地把19岁的女儿送进了韩家。
D桌子底下的传人
1968年,肇州县举办群众文艺汇演,乡里通知韩明学夫妇,代表乡政府去县里表演。当时,韩明学与刘洪琴自编自演了《双休圈》、《双竞赛》,博得了满堂彩。
又是一天傍晚。
“快,洪琴,收拾收拾跟我们走,到县里演出去。”那年的一个雪天,正在家里发面的刘洪琴听说演出,放下面盆,抱起孩子就往外走,孩子刚刚满月4天。
由于雪大封了路,生产队用马爬犁把刘洪琴和孩子送到了乡里,与丈夫会合后,坐着212吉普车来到县剧团。
马上就要上场了,可刚满月的女儿怎么办?刘洪琴灵机一动,用棉花球把女儿的耳朵塞上,再用被包上,放到了锣鼓桌下。
1969年,韩明学被调到永胜乡文化站,当了站长。刘淑琴则调到乡剧团,成为一名指导老师。
1970年,韩明学调到县文化馆文艺组,当文艺辅导干部。刘淑琴也跟随丈夫调到县文化馆下属的一个民间剧团,做导演兼演员。从那时起,夫妇俩开始静下心来潜心研究自己的业务。
几十年从艺生涯,夫妇俩已是小有名气。眼下,由韩明学撰写的《大庆民间艺术瑰宝》一书已出版,为我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了大功。当年那个耳朵塞棉球、锣鼓桌下的婴儿,如今已成为大秧歌的“第五代”传人,现在是肇州百花艺术团团长。
咚鼓隆咚呛……一阵急急的锣鼓催得宏发村大秧歌队又扭起来。围观的群众拍着手笑,65岁的韩明学在鼓乐声中扭得更欢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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