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闯关东移民潮催生东北多元文化

【类型】报纸

【地址】 地址1

【版次】第T06版 ( 特刊)

【入库时间】2015.01.09

【全文】

【提要】

清后期华北人口曾是东北的二十六倍；闯关东移民后代成东北近代人口主体；多元移民文化成为东北文化主要特点。

沈阳老地名老字号显露闯关东印记

许多老沈阳人都知道，如今在沈阳市沈河区十三纬路附近，还有山东庙巷、山东庙街道办事处；而沈河区团结路到令闻街一段，还有山东堡路这个地名。这些老地名与“闯关东”那段历史有什么渊源吗？沈阳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沈阳民俗学家齐守成向记者娓娓道来。 “闯关东”来沈阳定居的山东人，在沈阳建起了山东商人会馆、山东庙，山东庙内供奉着妈祖，以保佑那些从海上移民来的乡亲们。他们聚居之地，形成了沈阳最大的山东移民居住区――山东堡。后来这里的山东人还自费修建了山东庙小学。正是这段惊天动地的移民历史给沈阳城市的地名留下了一个个古老印记。

“‘闯关东’中的‘关’，指山海关。而关东，则指山海关以东。顾名思义，闯关东，就是华北民众到东北闯荡开辟新生活新天地。 ”齐守成告诉记者，沈阳中街的许多老字号商铺，都是“闯关东”的山东人、河北人等创办的。比如山东帮创办的老天合丝房、吉顺丝房，河北人创建的广生堂药房、老久华洗染店，山西人创建的天益堂药房等。在沈阳中街路南，原来有一条老天合胡同，就是因为胡同里有座沈城最早的百货公司――老天合丝房而得名。因为清朝满族、锡伯族的妇女都喜爱手工刺绣，如在衣袖、枕头顶、鞋面、荷包等物件上刺绣，所以绣花用的丝线就成为当时的抢手货。可那时沈阳没有生产丝线的作坊，全靠小商贩从山东等地背包运来。康熙十五年（1676年），山东黄县人单文利和单文兴兄弟二人从山东来到盛京城走街串巷，叫卖丝线，因为生意红火，就创办了老天合丝房，兼营布匹百货。从此，城内中街的丝房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包括1925年建起西式5层大楼的吉顺丝房 （如今的沈阳中街第二百货楼址），一时形成 “天”、“兴”、“吉”、“洪”、“裕”、“谦”六大号丝房，业主都是山东黄县人，俗称“黄县帮”。

从中街老字号天益堂的起家故事，我们也能一窥典型的山西人的“闯关东”奋斗之路。山西铁匠武贵亮从小家贫，20岁时“闯关东”谋生，因身上钱财用尽，被困在新宾一家客店中。经人指点进深山老林中挖人参，一次挖到一个重八两的“人参娃娃”，渐渐发财。住店的店主于是将女儿许配给他。武贵亮有钱后在盛京城修宅第、买田产，并在各地办起烧锅、当铺、绸缎庄、杂货店、药铺等21处生意，其中就包括这个始建于1824年的天益堂，名列当时四大药房之首。

天灾人祸逼迫华北百姓千里闯关东

“闯关东”的路线分为陆路和海路两条路。齐守成对记者说，陆路就是经山海关，越长城走辽西，进入东北地区，走这条路线的主要是河北、河南、山西等内地居民；海路就是由山东半岛烟台龙口一带乘船到达辽东半岛大连附近，走这条线的主要是山东人；前者为“闯关”，后者为“偷渡”。为什么数量如此之大的关内百姓要背井离乡、千里迢迢、不惧风险、不畏严寒移居到东北呢？

辽宁大学经济史博士、副教授金悦认为，一方面是来自原住地的推动力，另一方面是来自移入地的吸引力，闯关东是两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清朝中期以来，华北地区一直是地少人多，到了近代，华北地区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据史料记载，1840年山东的人口近3200万，到半个世纪后的1890年，人口已经增加到3700余万。河北1840年人口为2131万，1890年为2364万。河南1840年人口为2468万，1890年约为2571万。此外，华北历史上一直是自然灾害多发地区。据统计，山东、河北、河南三省自1823年至1911年的88年间，就有7400多个县次遭受各种自然灾害，其中水灾波及最广、危害最大，特别是黄河每到雨季便泛滥成灾。除此之外，旱灾、蝗灾、风灾也常常相互为因，一旦发生则赤地千里，颗粒无收，饥民满目，哀鸿遍野。

天灾之外，还有人祸。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支付巨额赔款，加大了税收征缴额度。太平军起义后，南方各省多已失去控制，北方各省便成为征敛钱粮和摊派赔款的最重要地区。愈演愈烈的苛捐杂税让广大贫苦农民力不能胜，弃田逃亡的比比皆是。清灭亡后，北洋军阀分裂，各自为政，为争夺地盘，穷兵黩武，无限制地扩充军队，各省财政自然亏空，入不敷出。亏空部分完全落在下层百姓身上，繁重的捐税让老百姓叫苦连天。华北贫苦大众只好携眷离乡，闯关越海，迁徙东北求生。 “闯关东”出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东北对移民也有极大的吸引力。金悦说，东北地广人稀、土地肥沃、资源丰富。 1840年，盛京（今辽宁地区）仅有240多万人、吉林32万多人、黑龙江只有25万多人，东北三省人口合计不到300万人。而华北山东、河北、河南三省土地面积是东北三省的一半，可同期三省人口已近7800万人，是东北三省人口的26倍。因此，华北的人口从清末开始大量流入东北，并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移民大潮。 1900年到1930年间，关内每年都有数十万贫民流入东北，后来多数在此定居。

两千万“闯关东”人谋生职业分三大类

那么，在这次“闯关东”移民潮中，迁入东北的移民数量究竟有多少呢？历史上没有确切的数字记载，但是我们可以从东北人口的增长来推断关内移民的数量。据史料记载，1840年东北三省人口不到300万，1866年为432万人，1898年为761万人，1930年为2958万人。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在不到100年间“闯关东”移民达2000多万人。移民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中国移民史上是空前的，这些移民及后代构成了近代东北人口的主体。齐守成表示：“现在绝大部分东北三省居民都是‘闯关东’人的子孙后人。 ”

“闯关东”移民在东北靠什么职业谋生呢？金悦向记者介绍，这些人大部分是去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其次为劳务雇工，再次为经营工商业者。绝大部分打工者被城市及城郊的工矿业、第三产业吸收雇佣，从事开矿、建筑、市内短途运输业及打包、搬运、装卸、修理、饭店、客货栈、承揽介绍等工作。如20世纪初，仅辽河水运一项，至少吸纳了具有长期驾船经验的山东和天津白河沿岸的船工及家属约20万人。同时，近代东北超大型铁路建设工程，也吸纳了众多人力。在修筑中东铁路期间，就有烟台、龙口等地17万名工人从事此项劳动。 1925年，在营口、大连、安东（今丹东）、抚顺、鞍山、辽河沿岸及中东路沿线从事港口装卸、土木建筑、采矿等商业性劳动的苦力数目总计约70万至80万人。

此外就是经营工商业。 “早在清朝初年，相当数量的山东、河北、山西等省的商人，已经成为东北社会的特殊阶层。 ”金悦对记者说，他们深入到东北各地，或从事长途贩运，或开杂货店，把东北的粮食及其加工品、土特产与关内的纤维制品、日常生活用品（以烧酒为主，棉花、靴帽、药品次之）、农业机具等进行交换，由此开始了东北与关内的区域性贸易。到了近代，东北三省的商品贸易与关内间的区域性贸易更加繁盛，特别是大批移民的出现，不仅为东北农业开发、工商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而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群，让商人们获取更大利润成为可能。

《奉天通志》记载了一张沈阳4040户商号的表，其中开设于同治以前的仅102户，开设于光绪、宣统年间的594户，其余3344户都是在上世纪20年代初设立的，且其中资本“直鲁晋豫人占十之六七，本省只占少数”。此时，“闯关东”商人的商铺有粮栈、货栈、杂货铺、当铺、钱庄、药铺、饭铺、皮货铺等十多类行业，沈阳中街流传下来的老字号和老建筑，就是这段历史的活化石。

多元移民文化成为东北文化的特点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移动之一，“闯关东”对东北社会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呢？ “从物质层面来看，关内移民是开发东北、建设东北的主力军，功不可没。 ”金悦介绍，清中期以前东北边疆居民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多以牧业和渔猎为主，兼有种植少量农作物。关内移民的迁入，改变了东北长期以来以牧业和渔猎为主的生产结构，将关内的先进农业技术和农作物的品种带到了东北，将东北边疆的荒原变为世界瞩目的大粮仓，也促进了东北地区工商业的兴起和繁荣。

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邓庆认为，“闯关东”的历史乃至东北移民史不仅具有社会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文化意义。整个东北的文化特征就是一种移民文化，它来自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文化。在与当地满族、锡伯族等土著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形成了东北地区的多元文化，这有别于中原地区长期稳定的不断继承和延续下来的那种中原文化。这种多元文化的共生：即兼容性、包容性和开放性，成就了东北文化的特点。 “首先说说东北的饮食文化，它是将东北游牧民族和中原传来的饮食文化相互结合的。 ”邓庆介绍，像山东人喜欢吃大葱，有名的 “煎饼卷大葱”，东北人也喜好这口，还同样继承了大葱蘸酱这种饮食习惯。由于山东人“闯关东”较多，所以鲁菜在东北有较大的市场。吃猪肉，应是东北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因为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游牧民族不养猪，猪不是食草动物，而牛羊则是。东北原来的游牧民族是以牛羊肉为主的，但是后来中原农业民族带来这种饮食习惯，就是养猪吃猪肉。由于东北土地肥沃，盛产粮食，所以养猪比较普遍。

“东北的娱乐文化，典型的就要数二人转和东北大秧歌。 ”邓庆说，这是游牧民族的文化，但也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比如二人转小帽的某些腔调，就是从山东的蹦蹦戏里面借鉴过来的；其唱腔是以东北民歌大秧歌为主，吸取了东北大鼓、莲花落、评戏、山东梆子等曲调。所以说，它也表现了多元文化的一种融合。大秧歌也是起源于南方，这是过去劳动人民插秧或者劳动休息时的一种娱乐形式，和劳动的节奏相伴，舞蹈动作是模仿劳动的姿态，后来人们把它固定化、形式化。秧歌舞出现以后，逐渐地向北流传。而在南方却被舞蹈取代，秧歌舞反而在北方扎根了。据史料记载，早在康熙年间，东北就已经有了“上元日”（正月十五）办秧歌的习俗。到了清末，扭大秧歌已经是遍布东北各地的春节娱乐活动。东北方言的形成，也是南腔与北调相互融合而产生的一种语言系统，同时也深受俄、日、韩等周边国家的影响。因为语言的发展是由中原地区向全国扩散开来的，由于发展的不同步和传输手段落后造成的差异，有很多正字在传播中被误读，并约定俗成形成一些东北方言。比如东北人常说的“母们”是“我们”的误读，“那疙瘩”是“那个地方”的误读，“稀罕”是“喜欢”的误读。

文化影响

移民文化孕育了豪爽性格

“闯关东”这股移民大潮孕育了东北人怎样的地域性格呢？邓庆认为，东北地广人稀，生活条件恶劣艰苦，铸就了东北人健壮的体魄和刚健豁达、质朴尚武的性格。因为东北是满族等少数民族崛起的地方，少数民族的粗犷豪放影响了这里的人民。同时，在“闯关东”人当中，没有开拓者的勇气和胆略，一般是不会轻易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当时属于冰天雪地的环境中生活的。所以说移民文化孕育出了东北人开拓进取的勇气和重情重义、豪爽等移民性格，其行为习惯上表现如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在东北流传着这样一条谚语：人帮人，亲上亲。这是东北重要地域文化的一个总结，而这恰恰是‘闯关东’人留下的性格形态的基础。 ”邓庆解释说，谋生路上的“帮”来自于求生的一种本能，你帮了我，我就会忘不掉你，一种最初的人际关系便产生了。这是一种地域联系，甚至达到了蔑视血缘的程度。因为 “闯关东”者投奔的往往是“邻居”、“朋友”或“乡亲”，由于双方处于同一境地中，这使得在荒寒的北方需要“人”的时候以最大的热情接纳了他们，而“闯关东”者实现了落脚的希望，这是一种互为的希望和企盼。与此同时，中原文化中的“义”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思想，使得后来者对先期到达东北并开荒占草又接纳了他们的人表示出无比的感恩之心。这样，一种奇特的理论出现了――有血缘关系的人反而不如 “同乡”、“同行”信得过，这种实践观念促使中原人越来越习惯于遵守接触同乡和朋友的观念，“友情”有时候高过了“亲情”，也为东北人性格的最终成型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于是东北地域所共有的民族性格：直率、热忱、乐于接纳、勇于助人，以及敢于进取的开拓精神，就这样在这片土地上天经地义地形成了，也终于有了“东北人都是活雷锋”这样的对东北人的评价，也形成了东北是一块“最具人情味”的土地这个事实。 □本报记者/商 越

清朝末年，来自华北地区“闯关东”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