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民族民间音乐与音乐创作”座谈会

【类型】报纸

【作者】 显舟

【地址】 地址1

【版次】

【入库时间】2015.01.09

【全文】

本着“关注现实音乐生活中提出的学术问题， 坚定不移地贯彻‘百家争鸣’的科学方针，为持不 同观点者发表意见搭建平台”的指导思想，由中央 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倡议，《中国音乐 学》、《音乐研究》、《中国音乐》、《中央音乐学院学 报》四家杂志社联合举办的“学习民族民间音乐与 音乐创作”学术座谈会，于7月28日在中央音乐 学院会议室举行。首都音乐、法律界37人参加会 议，围绕郭颂“船歌”法律纠纷一案及其民族民间 音乐的保护与发展问题进行了热烈的研讨。现摘 录部分发言如下：$$ 吕绍恩（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歌曲引用民歌 动机、乐句发展而成，称原创或作曲，“船歌”对原 民歌的引用超过75％，只能说是改编。民歌曲调是 既无创作年代可考又无具体作者可查。我在“周 报”提供的母子七首民歌，有人说其中有些在“船 歌”以后出版。言下之意是有的民歌是抄“船歌”， 这是把事实弄颠倒了。“船歌”是一首“声乐乐段 体”的民歌改编曲。说它是单三部曲式是不合适 的。它的曲式与胡松华改编的《赞歌》有惊人的相 似之处。哪有歌曲单三部曲式主题在中间才出现， 哪有歌曲单三部A部出来不见歌词？$$ 赵毅（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根据民歌进行 歌曲写作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是按照原民歌 填词，如《小白菜》、《绣金匾》；第二种是根据原民 歌的基本音调加以整理，简单地编成歌曲，如东北 民歌《摇篮曲》，这叫改编；第三种是根据民歌的基 本音调，写出更高艺术水平的歌曲，叫创编；第四 种是抓住某些民间音乐的基本特征，提炼、发展写 成歌曲，可以叫创作。具体分析《乌苏里船歌》，只 能算编曲而不是作曲。$$ 李西安（中国音乐学院教授）：“船歌”这场官 司，不论谁赢了，都是双输，对双方都是伤害，甚至 对这首家喻户晓的歌曲本身也会造成极坏的影 响。那么，什么是合理治法，双方都能接受的前提 呢？我认为这首歌应界定为“编创”，也就是既有改 编，又有作曲。“船歌”之所以诉诸法院，正是由于 不论在成文法还是在约定俗成的惯例中，都缺少 改编和作曲之间的中间环节──“编创”。文字作 品中有“编著”和“编译”，可作为从法律上填补音 乐作品这一空白的横向参照。$$ 高为杰（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国外作品署名 简单，没有改编、创作的细致界定，柯达依那些取 自民歌的乐曲则附上了采集源地。署名问题的讨 论与解决，要分法律、学术、道德等不同层面，在具 体的法律条款未出台之前，可放宽一些。著作权、 版权保护是一把双刃剑，保护过分又不利于传播， 近10多年来国外音乐学术成果引进的缓慢便是 版权保护的障碍太多。“船歌”一案与抄袭是两码 事，郭颂应该注明引了民歌。民族民间音乐仅仅作 博物馆式的保护是不够的，应让它在活生生的当 代音乐中，焕发它的生命力。作曲家引用民歌进行 改编或创作，都是贡献。$$ 石夫（作曲家）：我长期从事民歌收集、改编、创作，目前做的还是民族民间音乐的抢 救工作。原始的民间音乐可以看成是民间文物，在作曲家手里会发生变化，注入时代的精 神。郭颂的问题是法院判案过早，对音乐的发展没好处。我前几年的“娃哈哈”官司也是一 样，中国的著作权保护不好弄。$$ 桑桐（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电话记录）：“船歌”是一个整体，我认为是创作而非改编。 （注：当场宣读了一段主要内容）。长期以来，我国音乐创作中，引用主题或将民歌加以改 编发展，早已成为一种很重要的创作方式，无论是署为作曲或编曲都是让世界了解中国 音乐的重要途径之一。一首作品是创作还是改编，见仁见智，各有各的看法，是很自然的， 不能强求一致。作者自己也有权决定如何署名。$$ 金湘（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作曲家）：有人说人人都可引用民歌，我认为此话没有说完 全。因为一旦引用后，如作为改编的话，没有问题，别人还可以用引；如作为创作，这首民 歌的著作权就归作曲者所有了，其他人要再引用这个民歌，那就成侵犯这位作曲者的著 作权了。共有权变成了私有权。不能说因为法律没有具体保护条款，民间音乐就可以随意 据为己有。我的直觉“船歌”是改编而非创作。一些人对王洛宾、郭颂问题采取两种态度， 双重标准。这是不对的。真理面前应该人人平等。$$ 姚思源（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改编的音乐作品，没有创作的音 乐作品水平高，这是一种偏见。许多好的改编曲提高了原来的艺术品位，它们的艺术价值 和付出的劳动与创作是一样的，应当改变上述偏见。$$ 田联韬（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改编与创作都是创造性的劳动，它们分别享有改编作 品与原创作品不同的著作权。改编的作品如被当作原创作品，就将侵犯真正的原创作 品──民间音乐的著作权。“船歌”享有的是改编作品的著作权。我们不能在21世纪仍然 用18、19世纪的观点来看待民间口传及无形文化遗产。保护民间艺术的立法不会限制作 曲家学习和运用民间音乐，但作曲家必须自律，行为应该有规范，违反规则就会受限制与 制裁。许多法律界的朋友认为我们音乐家们太不懂法。$$ 程伟（律师）：我发现音乐界许多朋友的思想观点还停留在80年代专利法刚出台时， 国内许多科学界人士对知识产权保护法规的认识水平。要知道著作权版权的保护决不是 阻碍科学文化的发展而恰好相反。这次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判案，法官其实回避了一些问 题，并没有武断地把没有音乐界学术定论的东西带入判决，一些问题留下来须要音乐界 自己来讨论。$$ 乔建中（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教授）：50年代以来改 编民歌很多，罗宗贤的《桂花开放幸福来》变动很大，署名还是改 编。去年在要我为“船歌”做编曲还是作曲的鉴定之初，我觉得问 题简单，一对乐谱就清楚是创作还是改编。而且最初发表时郭颂 也署名改编。我的意见是应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传统。后来 出现的问题说明音乐界许多人在尊重传统的问题 上的认识肤浅和糊涂；我们应该尊重事实，“船歌” 四乐句的头两小节与原始民歌一样的事实是不能 否认的，那引子与尾声与传统民歌说唱“依玛堪” 也有联系。郭颂本人对他的创作应该是最清楚不 过的。$$ 刘文金（作曲家）：钢琴协奏曲“黄河”早先署 名是中央乐团根据星海作品集体创作，后来又署 名改编，钢琴协奏曲写作的技术复杂，工程浩大远 胜于一首歌曲，署名仍然是改编。如果是洗星海或 者在座各位的作品遭遇“改编”又被署名创作，大 家会作何感想？$$ 冯光钰（研究员）：民间音乐实际是在版权共 享的基础之上发展的，我们下去采风发现吹鼓手 的丧乐中竟然出现了“学习雷锋”的曲子。从没有 到有版权意识，应该是一个进步。编曲和原创的艺 术价值与劳动创造成分有时是不分高下的，但“船 歌”还是称改编为好。赫哲族上溯有几千年历史， 不能轻视人家的民间音乐。“船歌”既有郭颂的创 作，也有原始民歌的血缘关系。$$ 王西麟（作曲家，书面）：“船歌”由改编改为作 曲是不对的，一些人只写了一两首简谱歌曲，就争 当作曲家，作曲是一个专业水准要求很高的职业。 在改编与创作问题上，许多作曲家为我们树立了 榜样，他们有很好的学术道德。$$ 杨一丹（中央民族歌舞团作曲家）：作曲、改编 或编曲，都属于创作。对于“船歌”，不能凭主观的 意想去下结论。建议大家深入地了解一下赫哲族 民间音乐，对“船歌”的判断才是有根据的。并且能 显而易见地看出“船歌”并非原创作品，而是改编 作品。在急功近利、浮躁心态普遍的今天，署名需 要自律。$$ 杜兴成（八一制片厂作曲家）：我主张署名问 题要严格，民歌是劳动人民的创造，光环不能带在 自己头上。是作曲，是编曲，是配器，该是什么就要 准确表述。$$ 赵宋光（星海音乐学院教授）：中华音乐文化 要在世界乐坛上立足，必须依仗音乐表演艺术家 的传唱、传奏、传舞、传演，贬低这一领域的创造性 智能劳动所贡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是极不 明智的。从这一视角来看，郭颂等一大批表演艺术 家传播中华音乐文化精品的开拓性劳动，确是功 不可没。他们称得上是中华音乐文化精品传播事 业的一代功臣。“船歌”在十七年的岁月里都属编 曲，后来改为作曲是有一种观念误区在背后作祟： 作曲高，编曲低，传唱传奏提不起。郭颂至今未能 省察，当他把署名右边的“编”字悄悄抹去时，就把 他所吸取的前人一度创作智能劳动一笔勾销了。$$ 白尔强（律师）：原创与改编都有著作权，但有 所不同。以前无法可依，而90年代以后我们出台 了版权著作权法，是有法可依的。如果吃透现行法 规，可以发现它是涵盖处理当前案例的。涉及法定 署名的音乐学术问题，我们应该呼吁怎样去做，怎 样去立法。$$ 出席座谈会并发言的还有杨儒怀、黄大冈、王 宁等，吴祖强、杜鸣心、苏夏等音乐家，因故未能到 会。苏复的书面发言见《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第3 期。 $T（以上摘要如有疏漏与错误以正式录音整理版本为准。）$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