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跌宕悲欣，都是人生的历练，都凝聚成人生的智慧：沉浸

【类型】报纸

【作者】 王蒙 北京出版社

【地址】 地址1

【版次】第12版(作品连载)

【入库时间】2015.01.09

【全文】

十八、悲剧成了闹剧

我给身在太原的瑞芳写信，详细论述对我的批判帮助是必要的正确的有益的。然而，她根本不相信这一套，虽然她也读了狄更斯与阿·托尔斯泰。她在学校，拒绝接受将她搞成“官、骄、娇、暮、怨”五气的代表，不惜与校领导决裂，离开了学校。现在一切明白，如果我与她一样，如果我没有那么多离奇的文学式的自责忏悔，如果我没有一套实为极“左”的观念与思维定式，根本不可能把我打成右派。归根结底，当然是当时的形势与做法决定了许多人的命运，但最后一根压垮驴子的稻草，是王蒙自己添加上去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是王蒙自己把自己打成右派，毫不过分。

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句话我一听就觉得残酷，但身临其境了，就明白了。

等候处理期间我被派到少年宫工地参加建筑劳动。我高高兴兴地与同伴合抬八块城砖。每块砖十八市斤。夏天大雨，工地宣布歇工，我与暑期回来的芳一起去新街口电影院看西班牙电影《骑车人之死》，冒着暴雨打着伞挤公共汽车，没赶上片头，电影散场了大雨未停，我感到很幸福。

我热爱生活，我享受生活，这是无法改变的。1957年8月1日，我奉命去京郊门头沟区斋堂公社（乡）的军饷大队（村）的桑峪生产队（自然村）。我背着行李什物，在京包线的雁翅火车站下车，走了三十六里地才到达了桑峪。我第一次走在大山大河之旁，我看到了筑路大队与采石队的劳动，我感到的是空前的粗犷与充实。

但是劳动改造也并非易事。在山区我学会了背篓子，弓背弯腰前行，左右手的拇指与食指围成一个环形，遇坎可以小歇，摘下一绊可以卸载。还有我最多短程背过一百五十斤新收玉米，那是用大花篓。我的铁锨也用得不错，但是我没有什么眼力见儿，手也拙笨，锄草、平地，有些需要用脑用眼睛的活儿我干得不好，我的过于乐观，过于不拿自己当外人，与农民说说笑笑也令一些人看不惯。我需要进一步学习灰头灰脑、低声下气、谨小慎微。

东北有句俗话，小火炖吊子（吊着的小锅），慢慢来。右派的含义是慢慢体会的。《青春万岁》已经打出清样，不能出了，参加首次青年作者会议的人们，基本上全军覆没。尤其是从报上看到邵燕祥也落马的消息，只能使我苦笑。

使我不安的是芳，我们才结婚不到一年，我到远郊劳动去了，不能见面，她的处境也不好，怎么办呢？我们每天都通信，有时一天两封信，我的信全部是报喜不报忧，看我的信像是在欣赏山水，在学习提高，在搞农村调查，在补充学识。这样多的信我们一直存着，直到“文革”初期，才干脆一把火送它们到了子虚乌有的渺渺之境。

规定是两个月休息四天，第一次休假后芳乘火车送我到了雁翅。

1958年10月15日我的大儿子王山出生。直到他三个月了，我才第一次见到他，因为秋收和深翻地“大跃进”，延迟了休假。我给三个月的儿子唱那个年代的影片《徐秋影案件》的插曲、东北民歌《丢戒指》，王山随着我啊啊地叫。不久，这个影片与歌曲也都在报纸上受到了批评。已经愈来愈是这样一种无奈的情况了，你喜欢什么，它多半就快要挨批了。

长到二十多岁，真正给我以深刻印象的农村是桑峪。这里是老区，农民中就有老党员老游击队员。“大跃进”花样翻新，包括不吃油而把食用油点到玉米地里。食堂化，吃饭不要钱，吃一次馒头，消息传到几十公里外，到了这一天，各地亲友来桑峪白吃。最高还吃过油炸黄米（黍子）面年糕蘸蜂蜜。农民相信这是最耐饥的食物，谚云：红薯一溜屁，年糕二里地。

1958年4月，毛主席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文章中，提到形势发展觉悟提高，腐朽的意识形态土崩瓦解，过去的剥削阶级不想变也得变，有少数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人无关大局……

文章气势与内容都使我们深为触动。我们这些人互相提醒不要变成花岗岩脑袋。一位爱讲笑话的“分子”说过，我们是反动派，但不是纸老虎，最多是纸老鼠，这次他又说，我们做不成花岗岩，最多做个花岗米查（读chá，即包谷糁子，为当地常吃的食品）子粥。此话传了出去，本以为会批一通，结果尚称温馨，没怎么样。大概“左”派们听了这种玩笑也忍俊不禁。糟蹋自己，硬要说也可以算是认罪伏法，是放下架子的表现，不无可爱吧。

我们也参加了工具改革，什么什么都要车子化，还到北京参观了北京下放干部们搞的工具改革展览。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招改革工具，但也要做冥思苦想状，在纸上画了一些改进后的背篓子的图，然后无疾而终。

到了冬天，只剩下一天喝两顿玉米米查子粥的份儿了。你病我病大家轮着生病，我也是一会儿长针眼，一会儿拉稀，一会儿发烧，一会儿咳嗽不止。即使这样，桑峪的经历仍然使我兴奋，使我得到了新体验，新知识，有所丰富，有所长进。

1959年春季，桑峪远山梯田上的梨花盛开，最美丽的季节到了，此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到这个名叫屁股峪的需要爬一个小时的山路的地方去看梨花了。因为团市委的下放干部走了，我们这些另类被分配到潭柘寺附近的南辛房大队一担石沟。这里山势更加陡峭，梯田更加窄小，出门就要爬坡，许多远地都已荒废。这里成立了造林大队，由市委、团市委、北京日报社等单位出资、出人造林，远山油松侧柏、近山苹果蜜桃，还想搞点副食生产补助机关。由一位王主任负责这里的工作，上述单位的干部轮流前来劳动，一至两个月为期。我们编为八班，为长期工。另有七班亦是长期，人数较我们少，则属于历史有问题者。七班有一位同宗，旗人，说话极雅致，客气，温柔，标准老北京，略带女气，满脸带笑地用多礼的腔调对我介绍：“您老八班是右派分子，我们七班是历史反革命……”他的调门与社交场合互相介绍“这位是张老板，那位是刘二爷……”绝无二致。

八班有班长副班长各一人，领导大家。造林队办公室的王主任比较适合抓生产，他对改造思想的任务不太钻得进去。一次他听八班汇报情况，睡着了。于是二位班长挑起了担子，有很强的领导意识，并说过能领导这么一些人将来回忆起来是有意义的。说来既可怜也有趣，这两个素来没有机会小露头角的小人物，竟在当了右派以后成了“领导”，在“人民”面前他们是“罪人”，在罪人当中，他们是“领导”，罪人的领导依然是领导，这里的领导欲、领导迷，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了。他们极力组织思想批判，用运动中自己受过的方法与语言自己搞自己。动辄深夜开会，抓住点什么就猛斗一气，一次斗得《北京日报》的漫画家李滨声几乎晕倒。“恬不知耻！”“自取灭亡！”“反动本能！”“欲盖弥彰！”时过午夜了八班还在喊叫不停，最后是具有革命干部身份的其他临时来的同志提出意见，认为八班夜夜鬼哭狼嚎，扰人清梦，后来才稍稍降了一下斗争温度。可以说这是“风”欲静而“树”不止的奇观。

公平地说，不能把责任全推在班长身上，众右派也有一种受虐狂，有一种积极性，愿意互相批斗，尤其愿意把自己身受的一切强梁施之于人，己所不欲（而不得不接受后），（驾轻就熟地）转授予人。这也是人性的一个变种。

二位班长还抓文艺，下令我写一个反映右派改造的话剧剧本，并称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有意义的。我明知没有法写，但也天天熬夜，作苦思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