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庚辰的音乐人生

【类型】报纸

【地址】 地址1

【版次】解放军报第八版

【入库时间】2015.01.09

【全文】

首届“金钟奖”上，傅庚辰把《歌唱祖国》的曲作者王莘请上领奖台。

1949年10月30日，13岁的傅庚辰与大姐傅蕴蘅合影留念。

追忆往事，傅庚辰的目光沉静如水。

去年盛夏，傅庚辰将军又回到家乡——黑龙江省双城市。这一次，隐去了诸多身份和光环，他只是一名寻常百姓。游览过当地著名的“魁星楼”，再到街巷里弄四处转悠……这份闲适，离他的音乐很远，离他的乡情很近。

大清早，他去街边小摊吃了一笼热气腾腾的包子。“你姓傅吧？”一位老人走过来问傅庚辰，“没错，你就是傅庚辰。前几天，我还在电视上见过你！”

“我是，我是傅庚辰。”见隐瞒不过，傅庚辰笑着承认。老人很激动，一把握住傅庚辰的手，唠叨半天：“哎呀！年轻时，我会唱好多你写的歌，像《雷锋，我们的战友》、《红星歌》……”

“这事告诉我，别人能记住你傅庚辰的名字，是因为你的作品。我希望多年以后，当别人都忘记傅庚辰的时候，还能有人唱我写的歌曲。”年逾古稀的傅庚辰如是感慨。

那天，我坐在他家的客厅，和傅庚辰聊他的人生和音乐。因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华海外联谊会、解放军总政宣传部、解放军艺术学院、国家大剧院、中国音乐家协会、总政歌舞团等单位在国家大剧院成功举办了“时代之声——傅庚辰作品音乐会”；因为，这场音乐会是对他毕生音乐创作的深情回顾，是对他传奇军旅人生的生动演绎。

文艺界有一个评论：“傅庚辰的作品总与时代血肉相连。”“时代之声”形象比喻了他音乐作品的特点。本来，我很想去归纳或提炼几个关键词，比如“时代的记忆”、“主旋律音乐的感召力”等等。傅庚辰摆摆手道：“就说事吧，不要戴什么高帽子。”

寻找遗失的《秧歌舞曲》

提起中国人的乡土情结，总是抹不掉“寻根”二字。自从12岁告别故乡，在音乐的道路上行走漂泊，多年以后，傅庚辰数次回到东北，每次都是在寻觅，寻觅童年记忆的痕迹，还有他音乐的“根”。他说，老家门前有个菜园子，一口水井。他还找到自己少年时待过的东北音乐工作团旧址，指出当年的宿舍楼在哪一块，领导住的小红楼在哪里。

一个人的历史，犹如沙滩上的字迹，潮涌潮退，便了然无痕。傅庚辰的寻找，会找到些许惊喜，但更多的是感怀。毕竟岁月的风烟，终将斑驳痕迹都一一湮没。而这被湮没的，就有一首小提琴独奏《秧歌舞曲》。

《秧歌舞曲》是傅庚辰14岁时，创作出来的小提琴独奏。曲调欢快优美，充满着浓郁的东北风，又有华彩的变奏，算是他的处女作。但《秧歌舞曲》并未作为乐谱正式出版，只在电台播放过和舞台上演奏过，早已遗失在时光的尘埃中，不可追寻。如今想来，傅庚辰心头时不时涌上丝丝遗憾，因为《秧歌舞曲》中欢快的曲调，映照了熬过苦难的少年傅庚辰一路收获幸福的心境。

这条路，就是音乐之路；这首曲子，就是快乐的开始。

关于傅庚辰的童年，我无意翻检过多的“苦难”。在那个年代，这是许多中国人的共同命运。

找了很久，傅庚辰拿出一张泛黄的旧照。照片是傅庚辰和大姐身着军装的合影，摄于1949年10月30日。傅庚辰看着照片，那神情慢慢跌入了往昔：“走上音乐这条路，得感谢我大姐。”

1945年的端午节，当粽叶飘香时，9岁的傅庚辰和家人却沉浸在悲痛中。因为这一天，曾因“反满抗日”遭到日寇追捕的父亲撒手人寰，他没有来得及看到抗日战争的胜利。父亲的早逝，日军侵华的铁蹄让傅庚辰的童年一片灰暗。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傅庚辰唯一与音乐搭边的事，就是学唱了几首革命歌曲。

早年，傅庚辰的大姐就加入了松江鲁艺文工团。或是亲近文艺的缘故，1948年3月，大姐领着12岁的弟弟到东北音乐工作团报考。主考官是《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曲作者刘炽。

“你认识谱子吗？”刘炽问。傅庚辰摇头。“那你会唱歌吗？”“会！”傅庚辰就唱了那首《解放军天天打胜仗》。听完，刘炽又问：“你知道这歌谁写的吗？”“不知道。”“这歌我写的。”刘炽笑道。就这样，只读过4年小学、不认识五线谱的傅庚辰被顺利录取。

命运开始在傅庚辰面前呈现出美好的图景。“东北音乐工作团的骨干都是从延安来的老文艺工作者。像当时的团长是原来延安鲁艺的音乐系主任吕骥，副团长是后来为《白毛女》作曲的瞿维。他们大多是红军和抗战初期的干部，我受到了他们深刻的熏陶和影响。在那里，虽然生活艰苦，但很快乐。”傅庚辰回忆道。

那时，三月的哈尔滨天寒地冻。床上却没有褥子，傅庚辰和许多小伙伴都睡在草垫子上。伙食上，只配发不足量的口粮，没有买菜的钱。幸而旁边有个荒弃的煤砟场，团里的年轻人开垦出一块菜地。每隔十来天吃上一顿白米饭和土豆烧肉，算是改善伙食。团里的老文艺工作者给他们讲述聂耳、冼星海的生平故事，教育他们要做一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战士，还教唱许多抗日歌曲，比如《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八路军进行曲》、《延安颂》、《太行山上》……革命文艺的感召力在傅庚辰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后，东北音乐工作团迁至沈阳，与东北鲁艺文工一团、二团、三团、四团合并成立了东北鲁迅文艺学院，傅庚辰进了学院音乐部音乐系少年班学习。在这里，原本吹竹笛的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学习小提琴。傅庚辰如饥似渴，演奏小提琴的技艺水平进步很快。等到东北鲁艺排演《黄河大合唱》时，13岁的他已经拉到了首席小提琴的位置。

1950年4月从东北鲁艺毕业后，他进了东北文工团的少年艺术队。那阵子，傅庚辰整天琢磨着小提琴的演奏技巧，并试着用小提琴去演奏民间乐曲。在完全不懂作曲的情况下，傅庚辰凭着拉小提琴的感觉，将东北民歌《句句双》改编成了小提琴独奏《秧歌舞曲》。《秧歌舞曲》在电台一经播放，很受欢迎。

如果不是巧合，《秧歌舞曲》流淌在岁月的光影中，早已虚幻朦胧，无关乎幸福的回忆，无关乎故事的传奇。但50多年后，著名作曲家吕远在文联会上与傅庚辰闲谈，说起自己年轻时曾用小提琴演奏过一首《秧歌舞曲》。“那是我14岁时写的曲子。”傅庚辰的回答让吕远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此前，吕远曾猜想曲作者应是延安鲁艺的老同志，属于老师辈。他不曾想，这首曲子竟出自一个少年郎之手。此事还被吕远郑重地撰文提及，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成为《秧歌舞曲》正式的文字记录。这亦给了傅庚辰朴素的安慰和温暖：至少，这首曲子留在了一些人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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