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将士后代的国庆记忆

【类型】报纸

【地址】 地址1

【版次】第02版（历史档案）

【入库时间】2015.05.12

【全文】

60年一甲子。 10月1日,一个家国同庆的日子。 记者走近开国将士的后代子女,听他们讲述他们的国庆记忆。 革命家庭的朴素国庆 “父亲很忙”、“家里过国庆时很简朴”,是他们提到国庆时,出现频率最高的两句话。然而,这简单的两句话中却蕴含深意。那是革命家们的无私奉献,以及他们高洁却又质朴的家风…… “我们家的国庆节很简单。国庆节前夜,国家常常要设国宴,外国友人齐聚。父亲当时作为外贸部副部长,几乎每年都要参加国宴,在家的时候很少。我那时候还小,几乎每年过国庆,白天不能出去,晚上可以由父亲带着去天安门观礼台看焰火,这是我对当时国庆最深刻的记忆。”李强之子李延明回忆。 “父亲当时在救济总署工作,宋庆龄从国际社会争取来的物资,都经由他们分发到各处。妈妈也只有放假的时候才能见到。由于实行供给制,我和姐姐都要和公务人员一起吃大灶,很难和父母一起吃饭。所以,我们家过国庆节,吃饭没有什么特殊。”熊瑾玎、朱端绶之女熊畅苏说。 同样过朴素国庆的,还有周恩来的侄子周秉华。“总理对于很多人的感觉是非常亲切的,但对于身边的人,尤其是我们这些亲属,他要求很严。国庆也就像平常一样,不会有特别的准备,加菜也不会的。”小孩子都喜欢凑热闹。周秉华回忆,国庆节老大早,小孩子就带个小板凳,到长安街上去看游行。很早就去看,然后就等着。“我的记忆中也就两三次,七妈(邓颖超)会招呼我们,等我们在家吃好饭,跟她一起散步,一直到中南海边上,观看焰火,但不能上天安门,不能上观礼台,近一点的地方也不行。” 后来,“条件好了些,每逢国庆,家里的饭菜总会比往常多些,就算很少,但也会给大家准备得非常丰盛。”谭震林之女谭泾远告诉记者,原先由于实行供给制,谭泾远从1946年起就开始要在食堂和士兵一起吃大灶的,一家在一起的时间非常少。 从陈赓的日记中,可以寻找到新中国成立之初,那一个个仍在战斗中的国庆节。1950年,“国庆日,北京及国内各地均欣喜若狂……黄昏后,我警卫连及当地群众开会庆祝国庆,并大扭其秧歌。”1951年10月1日,“国庆节,我仍是紧张地工作。美敌企图控制驿谷川东及东南地区,以掩护其铁原至涟川交通。数日来向我猛攻。夜月山战斗敌死伤惨重。今日攻势渐停。我写成两个电报发19兵团及47军,给以基本指示。” 张云逸全家1954年也来到了北京。“北方逢年过节都要吃饺子,国庆节也不例外。”张云逸之子张光东说,“那时全家十几口人在一起吃饺子,总共才吃了一斤的肉,现在一个人就能吃掉一斤肉啊。” 难忘国庆大联欢 国庆游行,群众联欢,和伙伴们一起练,一起唱,一起跳……说起这段日子,已经生出白发的他们笑得依旧单纯。 左权之女左太北,小时候国庆观礼,会和伙伴们一起跑到金水桥那边去等毛主席。“等结束了后,往地上一看,呀,满地都是鞋,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谁踩掉了的。”左太北笑了。 左太北参加过国庆游行,跳藤圈操,还打过快板。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上跳集体舞。“那是很快乐、无忧无虑的日子!跳累了,大家就一起唱歌,那时候流行的苏联歌曲,我们都会唱,还会唱《让我们荡起双桨》,感觉欣欣向荣,阳光灿烂。”现在回想起来,左太北依旧神往。 1959年以后,每逢国庆节,肖劲光之子肖伯膺也参加了群众游行。肖伯膺回忆:“男女生要结伴跳集体舞,就是向苏联学的那种舞蹈。我们北京五中的男生和女二中的女生跳。”有趣的是,“那时的人都比较害羞,男生不好意思主动上去拉女生的手,班干部只好带头示范。”肖伯膺笑了。 “在上海参加国庆游行的时候,我在市三女中读书,有一次我们用彩纸当蝴蝶结扎头发,结果那天下雨了,白衬衣都被染花了。”谭泾远说,“后来到了北京,不论是中学还是大学,每年学校都组织我们参加‘五一’、‘十一’游行。在师大女附中时,游行时我们会表演藤圈操、旗语操,就是模仿海军的动作。晚上,我可以先跟着爸爸上天安门看焰火,然后到天安门广场上狂欢到深夜。在大学时,国庆节我们就有了更多任务,比如有人要负责放气球,前一晚就要等在天安门附近整装待发；有些人要抬重机枪,练好几次手都肿了。国庆游行很累,但大家的热情始终非常高。” 天安门城楼上看焰火 国庆节,也是孩子们看到领袖们的绝佳时机。没想到,原本心目中“高高在上”的领袖们,竟是这般和蔼可亲。这成了他们国庆的又一难忘记忆。 “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一次国庆在天安门上看焰火,我和几个小朋友在一棵松柏边上捉迷藏。不想,玩在兴头上没注意身边的人,差点与周总理撞个满怀。”年幼的肖伯膺吓了一跳,不想,周总理却亲切地笑了,问道:“你是哪家的孩子?”肖伯膺只好老老实实地说:“肖劲光家的。”总理却又笑了:“小心点,注意别撞上外国人。”总理的和蔼可亲让肖伯膺印象深刻。 杨勇之子杨小平,也深藏着几个和领袖有关的国庆记忆。“有一年国庆,父亲带我去看焰火,城楼上前排坐着党和国家领导人,茶几上还放着茶水瓜果。一开始我跟在父亲后面,看不清焰火,趁父亲不注意,我一下子窜到前排。有位老伯伯拉我过去,把我抱在膝盖上,说:孩子娃,一起看!我美美地享受一番‘高级’待遇。不一会儿,父亲找来了,向老伯伯一个敬礼,‘朱总司令好!’一把拉我下来。原来,我是躺在朱德身上看焰火。朱伯伯乐了,抓起一把糖,塞进我的裤兜里。”杨小平说得很投入,手下意识地伸进裤兜里摸一下。 国庆10周年,杨小平参加了游行,北京101中学是个独立方队。他回忆说,那天凌晨4时,同学们都在东四大街集合,一直等到中午11时左右,才进入天安门广场。队伍解散时已下午1时,同学们都饿得肚子咕咕叫。 斯夜,杨小平随父亲上天安门城楼看焰火,调皮的他心里藏着个小秘密,要和毛主席比身高。理由很天真,因为他在班上属高个子,身高1.77米。“我先溜达到前排,看见多位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见到毛主席和他们谈笑风生。瞅着一个机会,我赶紧上前问候,‘毛主席好!’主席和我握握手,‘你是哪家的?’我忙答‘杨勇家的’,‘哦,杨ying家的,长这么高了。’(湖南话勇字发音为ying)主席的手很大也很柔软,我一时非常兴奋,立马去告诉父亲,‘好家伙!毛主席比我还高!’不料被父亲训斥一顿,‘有你这么说话的嘛?!’” 张云逸之子张光东记得,小学六年级那年国庆节,父亲带他上天安门城楼看焰火晚会、群众联欢。“城楼上都是孩子,调皮得到处乱窜,这时毛主席上来了,孩子们都跑上去围着主席转,主席左一个拉拉手,右一个拉拉手,还摸摸我们的头。”张光东回忆说,毛主席给人的印象特别慈祥、随和,很喜欢孩子。 陈赓之子陈知健补充了一个细节:国庆节的晚上,主席总是被缠得够呛。他每次来得晚,大家就都围在电梯口,主席一来就全涌上去,和主席握手。 1958年至1968年任杨成武办公室副主任的张剑回忆了杨成武将军这样一件往事。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杨成武代养了许多战友部下的子女,还收养了一些烈士遗孤,每到节假日等,住校的孩子们都回到他的家中,有时多达一二十人。每当“十一”天安门广场举行焰火晚会时,他都把这些孩子带上天安门城楼,让他们近距离地看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美丽焰火,过一个幸福愉悦的夜晚。“这些孩子长大后,回忆这段经历时,讲得最多的话是:‘儿时,虽然我们很少生活在父母身边,但是我们也同样有一个幸福欢乐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