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要给你们记功”:――此文写给整建制就地集体转业的一

【类型】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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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第02版(纪实)

【入库时间】2015.01.09

【全文】

张愚刘喃鲍飞

一支先遣小分队飞抵迪化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初的一天，六军十七师五十一团副团长杨兴国率领十多人先遣小分队在酒泉机场登上一架苏联伊尔运输机。

几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迪化（现乌鲁木齐）机场。迪化上空阳光灿烂，人们的脸上洋溢着解放后的喜悦。在驱车前往红山宿营地时，维吾尔族市民见到他们，都竖起大拇指：“解放军同志亚克西。”

几天后，先遣小分队接到六军司令部命令：十七师五十一团进疆后开赴绥来（现玛纳斯县）与沙湾一带屯垦戍边。

一道嘉奖：建国立家模范连与先遣小分队不同，五十一团２５００名指战员是坐征用来的商车、羊毛车（用羊毛从前苏联换来的车）和缴获来的美国大道奇、小道奇进疆的。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３日车队从酒泉出发，那天，酒泉风雪交加。大风为部队喝彩，大雪为战士壮行，铁流般的车队在风雪中西进，好一幅壮观的历史画面。

部队到达迪化后，师长程悦长传达了王震司令员的指示，不少老战士至今还记得当时程师长那番慷慨激昂的动员令：“毛主席命令我们进疆后，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屯垦戍边，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开展生产运动，减轻人民负担。要发挥三个队的作用，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

听完动员令后，战士们纷纷表示，一切行动听指挥，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

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５日，五十一团来到绥来县城。为了迎接解放军的到来，县小学早在１个多月前就组织了秧歌队。这天，秧歌队跳起了东北大秧歌，小演员们穿着借来的各式服装，装扮成工农商学及少数民族角色，他们扭着剪子股、蒜瓣子和龙摆尾，唱着《小放牛》，博得百姓和解放军阵阵喝彩。

尽管县城的老百姓为解放军腾出了一些房屋，但远远不够。团长李凤友一声令下：没有房屋自己造。于是，２５００人的大军开进茫茫芦苇滩，用割来的芦苇扎成把子搭成“人字”棚，再在棚内铺上厚厚的芦苇。一夜之间，雪原上出现了一片片苇棚军营。当时夜晚的气温降到零下３０多摄氏度，战士们两人一个棚，穿着棉衣棉裤，戴着棉帽，再盖上两人的被子。就是这样，早晨起来，人人还都长出了“白胡子”“白眉毛”。

大家相互开着玩笑，说绥来好，白天是战士，夜里当“团长”。也有战士住在老百姓腾出的小屋里，一些机关将百姓不用的牛羊圈打扫干净住进去。有一天，一位维吾尔族老乡找来，说过去他将一包沙金藏在战士住的房屋的墙壁里，由于国民党在此驻兵，他一直都不敢取。

现在解放军来了，他才敢来取。战士们听后，在他指认的地方挖起来，果然在墙壁中掏出一包沙金。维吾尔族老乡手捧沙金，热泪盈眶。他说：“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亚克西。”

春风催雪融，大地复生机。１９５０年３月１５日，五十一团团长李凤友率部来到沙湾县李家庄与炮台一带。这里有着大片的荒滩和清朝时开垦过的零星撂荒地。战士掘地为屋，吃麦粒，喝盐水，拉开了开荒的序幕。老战士张复中回忆道：“在营部召开的生产动员会上，‘战斗是英雄，生产当模范’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战士们的劲头就像出膛的子弹。当时没有机力和畜力，战士们就穿着裤头抡着坎土曼挖地，以班为单位，一字排开，因为这样可以强弱互补。在挖干渠时，我和管理员许书怀同志一起挖，他是边区时的劳动模范，我是才起义的解放兵，干活我不如他。可许书怀总是挖过线，我知道他是在帮我。我也不甘落后，豁出命来与他比赛，我们两人挖渠纪录日日刷新，都获得了甲等三好模范。”

当时，一天的劳动都是两头见星星。就是这样，战士们还创作了不少开荒诗，既抒发情感，又鼓舞斗志。如：

人民战士硬骨头，四人拉犁气死牛，今天汗珠甩八瓣，秋后吃饭不用愁。

那年，沙湾李家庄军垦农场开荒３万亩，播种１．６万亩，收获粮食９５．１万公斤，全团２１４８人（当年抽出一个营去剿匪）人均生产粮食４４２．２公斤。年末各类牲畜存栏１２１５头（只）。特别是一连开荒１００５亩，当年收获粮食６０００余公斤，可供全连吃三年。六军党委嘉奖一连“耕一余三”，并授予“建国立家模范连”光荣称号。

１０月２０日，五十一团接军区、十七师命令，赴迪化换防四十九团卫戍城防。五十一团将开垦的土地和收获的粮食全部移交二十五师（现农七师）。

一面锦旗：有功人民与其他部队一样，五十一团也是边开荒边剿匪。自１９５０年３月２７日五十一团抽出一个营会剿政治土匪乌斯满起，到１９５１年１２月乌斯满的儿子谢尔德曼被迫投降，五十一团共与匪徒战斗２７次，歼匪４４４人。而五十一团先后有３１名干部、战士牺牲。我们从剿匪战斗中撷取了两个小故事，再现那场惨烈的战斗。

一把军号：７８岁的徐和海至今身上还留有国民党军的两块炮弹皮，他说那是解放大西北时的纪念品。徐和海说他与军号有缘，是军号声引得他参加了革命。那是１９４７年８月，只有１６岁的徐和海有一天被一种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声音迷住了。那声音嘹亮，激越，昂扬，一听浑身都是劲。他跑到发出这种声音的地方，死缠硬磨要参军。领导见他岁数小，就让他学吹号。就这样，他与军号结下了缘。一把军号从大西北吹到新疆，而他一生中吹得最为壮烈的一次号是在克克沙尔克尔山沟剿匪战斗中，当他把传达命令的军号吹完后，他的胸部一阵剧烈疼痛，口吐鲜血，倒在地上。对此，回忆文章《军号声声》有过描述：

……匪徒马队熟悉地形，不断变换阵地，猖狂围攻我剿匪支队。战情危急，支队长蒲万兴立即命令我用军号声调遣一连骑兵先头冲锋，占领有利地形阻击匪徒进攻；调遣二连骑兵断后，阻挡匪徒追击；支队长率中路人马杀上山冈，解救出被匪徒围困了一昼夜的军部警卫营。

几小时后，支队长命令我速下山坡，把散落的６匹军马牵上山来。同时命令司号员小马（我是司号长），用号令速调一连撤出阵地。小马是我在迪化培训的新号兵，他忙中出错，竟将“撤出阵地”的号令错吹成“坚守阵地”。号音一出，军令如山，前沿阵地的一连又展开了激战。

我知道小马吹错了，踉踉跄跄跑到山上，我一把夺过小马的军号，嘀嘀嗒嗒吹起“撤出阵地”的命令。本来我跑上山来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又吹起军号，所以老伤复发……后来，我在奇台庆功大会上，荣立剿匪战斗一等功。

一双毡筒：１９５１年５月初，匪徒谢尔德曼纠集千余人流窜于肖尔不拉克、木垒三个泉子、孚远（今吉木萨尔）南山、北沙窝等地。与谢尔德曼匪徒的遭遇战是五十一团剿匪以来最为惨烈的一仗。

在追剿土匪的第十天，部队在通过一条狭长的通道时，两边的山头突然射下密集的子弹，因山中雪厚，部队行进的速度很慢。也就那一瞬间，五六个战士中弹从马上跌落下来。在部队反击的同时，指导员马小保牺牲了，连长余发盛牺牲了……在这次部队出发前，余发盛的父母才从老家来信，说是给他说了个媳妇，让儿子回家相亲。余发盛在回信中说，现在部队正在剿匪，不好请假探亲，等到剿匪胜利了，他一定会去相亲。不料，这封信竟成了他与父母的诀别。在那次战斗中，李玉生也负伤了，一颗子弹射穿了右膝盖。他在事后说，部队从奇台出发前，是连长余发盛送给他那双老毡筒，正是这双老毡筒，才使他的另一条腿没被冻坏。在追击土匪时，战士们就将高烧不退的李玉生绑在骆驼背上。由于没有干粮，每天吃饭时就给他喂一块方块糖，一天三块，走了三天，李玉生在骆驼背上共吃了９块方块糖。到了第四天，也就是１９５２年的元旦，为了让战士们过个节，支队长命令将一匹已病得走不动的枣红马杀了。马主人董红山起初坚决不同意，但看到战友们都三天没吃一口干粮了，饿得东倒西歪时，他才流着泪抱着马头与坐骑告别。那天，全支队唯独董红山没吃一口马肉，他只喝了点辣椒水充饥。

后来，军区的运输车队来了，李玉生才被送到迪化军区医院，截去了右腿和五根手指头。医生说，他在骆驼背上驮了四天，不是那双老毡筒，他的那条好腿肯定也要被冻坏，是老毡筒保住了他的左腿。

剿匪战斗结束了，木垒县政府给五十一团送来一面写有“有功人民”的锦旗。

根据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命令，１９５２年３月，新疆军区将所属部队分别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五十一团抽调部分人员参加国防军，留下的大部奉命进驻留子庙（今米泉市羊毛工乡留子庙村）、甘州工（今一○一团四连）一带开荒生产。１９５３年，五十一团又挑选年轻力壮的干部战士组成一个营，编入国防步兵四师十二团，而将四十九团编余的一个营编入五十一团。经过整编后，五十一团原有的三个营缩编为两个营，人数也由进疆时的２５００人减少为１４６６人。

１９５３年６月５日，新疆军区代司令员王震、代政委王恩茂签署命令：原十七师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农业建设第六师；所辖五十一团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农业建设第十六团。任务是开发蔡家湖荒原，创建十六团军垦农场。１９６９年７月７日，十六团番号改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一○三团”。

此后，五十一团结束了频繁换防的历史，千余名就地集体转业官兵在蔡家湖这一铁打的营盘做了一辈子“铁兵”。

一口水井：让沉睡荒原睁开了眼早在剿匪时，有一次部队在一片长满野草的荒原上宿营，十七师师长程悦长骑在马上，举目望着平坦的荒原说，这真是个种粮食的好地方呀，瞧这地多肥沃，马蹄子都能踩出油来。只要引来天山雪水，又是一个南泥湾。他让警卫员拿来地图，在上面划了一个圆圈。

此地名叫蔡家湖，可名不副实，这里方圆几十里，既没有姓蔡的人家，也没有湖的影子，荒地上干得能踩出烟泡来。１９５２年３月，六军军长程悦长（已升任六军军长）和十七师副师长苟成富一行徒步踏勘了五家渠至蔡家湖地区，历时１０天，决定由五十一团开发蔡家湖。

他在对五十一团团长蒲万兴、政委苏庆周布置任务时说：“今天把你们请来，要交给你们一个任务，就是开发蔡家湖。

你们驻扎的留子庙、甘州工太小，一个团施展不开。而蔡家湖土地肥沃，约有二三十万亩可耕之地。且地处迪化之北，又是土匪出没之地。你们好好规划一下，建设一个农场，开荒、种地、戍边。”

老战士徐根元回忆道：“那年我还是个２０岁的毛头小伙子，浑身憋着一股劲。有一天，指导员刘满堂传达毛主席命令，号召我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屯垦戍边。我听了激动得一晚上都没睡着。不久，团里要组织开发蔡家湖先锋班，任务是打井、盖房。我一早就向连长递交了请战书。”

１９５２年６月２４日，历史将记住这一天。嘹亮的军号声打破了留子庙的寂静，东方地平线泛出了鱼肚白。这时，一架胶轮马车驶出营地，马车上坐着先锋班的队员，分别是排长李文革、机枪班长陈发天、副班长徐根元、战士苏胜利、刘文建、张德福及炊事员李水林。

他们每人带着一把工兵锹和一支步枪。为预防大股残匪偷袭，团里还为他们配备了一挺机关枪和一万发子弹。

戈壁三件宝：红柳、梭梭、芨芨草。

荒原上没有路，马车只得在红柳、梭梭、芨芨草丛中行驶，走走停停，绕来绕去，直到第三天才到达蔡家湖。

在一棵开满黄色小花并散发着浓郁香味的沙枣树下，马车停了下来。排长李文革说：“徐根元，你在老家打过井，你看这里长着一棵沙枣树，这里肯定能打出水来。”

徐根元赞成排长的说法。于是，在沙枣树旁，不一会儿，两顶军用帐篷支起来了，做饭的大锅架起来了。战士们顾不得劳累，两人一组，在选好点的地方挖下了第一锹土。这不是普普通通的一锹土，这是开发蔡家湖军垦农场的奠基之土。

挖井并没有想象得那么简单，起初土质松软，可挖到两三米后，是一层黑碱土，硬如石板。再说，用来吊土的绑腿带已断得不能再接了，盛土的桶也破得无法使用了。一时人们的情绪低落。夜晚，蔡家湖是蚊子的天堂。吃过饭后徐根元在井旁蹲着发愣。怎么办呢？没有绳子和吊桶，井里的土怎么吊上来呢？越想不出办法越着急，徐根元急出了一头汗。不知什么时候，他的头上已聚集了一团黑压压的蚊子，并不断地向他发起进攻。徐根元被叮急了，想拔一簇芨芨草驱赶蚊子，可他用力拔也没拔下来。突然，他的心里一亮：我们何不利用地面资源开发地下资源――用芨芨草编绳子。他一口气跑回帐篷，见大家一个个霜打似的躺在铺上，就大声喊道：“我有办法了，我有办法了。”排长一骨碌爬起来，追问道：“快说，什么办法？”徐根元说：“这满地都是芨芨草，我们可以用它来编绳子呀。我试了，芨芨草可结实了。”排长一拍脑壳，笑起来：“我们真是活人让尿憋死，好，我们今晚就割芨芨草编绳子。”这时，炊事员老李插话说：“有了绳子，没有桶还是‘白坎’呀。”进疆两年多了，他们都学了不少新疆方言。徐根元突发联想：“既然芨芨草可以编绳子，我看铃铛刺枝条柔软，可以编筐。”说干就干，７个人一夜没睡觉，编出了三根草绳，三个筐子。

第二天一试，还行。虽然草绳上的毛刺将手扎出了血，但他们已顾不得了。

解决了挖井工具问题，又出现了水的问题――掘井人遇到了水荒。戈壁大漠没有一滴水，每天炊事员老李将７人的军用水壶背在身上，再提上一个带盖的桶，骑着马到十几公里外的老河床去找水。那河床干涸得龟裂了，头一天只在低洼处和兽蹄窝里找了点水，喝起来一股刺鼻的马尿味。老李想，常言说水往低处流，那我在河床洼处再挖个坑，看看能不能渗出水来。果然，第二天他再来时，坑里渗出一泓清水来。但只能舀满一桶，勉强够一天做饭用的。

每天掘井人只能分得一壶水。六月的太阳毒得像烧红的馕坑，别说干活了，就是站在那一会儿就浑身大汗。所以，战士们喝的水没有流的汗多，他们身上天天都要结一层鱼鳞似的碱花。

渴得实在不行了，井上的人就顺着草绳溜下去，挖起湿土盖在身上，好让发烫的躯体降降温。有一次，徐根元蹲在一棵胡杨树下，用嘴吮吸树干裂缝里的潮气，倒也管些用。由于缺少水分，大家的嘴唇裂了一道道口子，一说话就冒血。

几天后，一号井往上吊运的沙子明显重了，筐子吊起后，还往下滴水，淋得徐根元满头满身都是。他眯着眼朝井上兴奋地大声喊道：“排长，看来就要出水了。”排长在井上回应道：“再加把劲，争取天黑前挖出水来。”就在这时，徐根元看到井壁上一大块沙土塌下来，他赶紧喊道：“不好，可能要塌方。”就在排长再次把筐子放下来时，轰隆一声，井壁又一次塌方了，这一次比第一次还厉害，将徐根元的双腿都埋住了。“快，往上拉。”说着，他一下跳进筐里，排长三下两下就将他拉了上来。眼看就要出水了，没想到会出现塌方。排长在井旁召开了“诸葛亮”

会，大家一时也没好办法。还是徐根元想出了点子，他说：“既然草可以编绳编筐，那么能不能用红柳枝编个空心柱形笆子，固定在井壁上……”没等他把话说完，大家齐声叫好。一试，果然可以。

一号井出水了。徐根元大声喊道：“荒原开眼了，荒原开眼了。”７名先锋班队员打上来一桶桶水，像孩童似的喝得肚子溜圆，他们相互泼水，从头到脚淋了个透，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庆祝胜利。

在出发时，一位团领导对他们说：“井是大漠的眼睛，是绿洲的血管，是垦荒者的航标。只要你们能在荒原上挖出井，荒原就能变成绿洲。”

在以后的三个月里，他们共挖了１７口井，盖起了足够７００人居住的地窝子。六军军长程悦长还专程来看望大家。十七师授予“开发蔡家湖先锋班”

为“特等模范班”称号。

一朵大红花：王震将军的最高奖励１９５２年的秋天，驻扎在留子庙、甘州工等地的指战员陆续开赴蔡家湖，开始了大规模的开荒造田。

与以往垦荒不同的是，以前不管是在李家庄，还是在留子庙等地，都多多少少能见到人烟，荒而不偏僻。老百姓为部队腾出了一些房屋，战士们再挖些地窝子、搭些“人字”棚也就够住了。但蔡家湖不同，这里人迹罕至。

虽然“先锋班”打了井，盖起了一些地窝子，但远远满足不了大部队的需求。于是，战士们放下背包的第一件事就是挖地窝子。只一天工夫，营地千余人“消失”了，全部“转入地下”。

不久，营地出现了“地下商店”“地下卫生所”“地下俱乐部”“地下伙房”。在一○三团采访，老战士们给我们讲了不少“地窝子趣闻”：

有一天夜里，副团长庄鸿桂刚刚入睡，突然“轰隆”一声，碎土细沙落了他一床。他赶紧点上马灯一照，只见“屋顶”穿了一个大窟窿，一条马腿伸进他的地窝子里。他披上衣服跑出去一看，果然是一匹吃夜草的军马身陷房顶。他叫来几个战士，拖的拖，拽的拽，但马动弹不得。后来，有人找来木棒插在马腹下，这才将马抬出来。可白天刚修补好房顶，夜里又闹出一个笑话。团里有一个参谋叫谢锡生，在吹熄灯号前，他去一个战士那布置第二天的任务。可他一出战士的地窝子，就迷了方向，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地窝子（他和庄鸿桂住一间地窝子）。

庄鸿桂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瞌睡得实在等不下去了，就睡了。第二天天刚亮，只见谢参谋一脸倦容、浑身泥土走进地窝子。原来他在营地转了一夜，就是找不到自己的地窝子，还是哨兵发现了，将他领了回来。

为了能在第二年开春播下麦子，１９５２年的冬天，全团掀起了开荒的热潮。指战员发扬南泥湾精神，在这一望无际的盐碱滩上摆开了垦荒战场。战士们迎着刺骨的寒风，挥舞着坎土曼向荒滩开战。在采访时，我们听说这样一个细节：那时都是将饭送到工地上，由于气温降至零下３０多摄氏度，战士们要快速吃，不然饭就冻成了冰疙瘩。就是这样，也是碗越来越小，筷子越来越粗。很多战士的手脚都冻裂了一道道小口子，殷红的血直往外渗，但却没人叫苦，更无人畏缩，甚至连重病号都不愿离开那火热的垦荒战场。

有一个战士患了重感冒，烧得都站不稳了，可他还要去开荒。连长怎么劝都不行，那战士固执得像头牛。无奈，庄鸿桂亲自做战士的工作，可这战士只说了一句话：“我参军不是为了来休息的。”最后，庄鸿桂强行将战士拉到宿舍，又叫炊事班做了病号饭。看他吃下后，才回到工地。可不一会儿，那战士硬是爬到了工地。他又对副团长说：

“我参军不是为了来休息的。”无奈，庄鸿桂只好给他安排了个轻活。

那时，说是７点上班，可５点地窝子就空了；下班的锣声都敲了好几遍，可地里还都是人。开会批评也不管用。

一位姓黄的战士，一天开了三亩地，战士们说他是老黄气死老黄牛。战斗英雄杨保孝也有“气死牛”的称呼，团文工队还为他编了一首打油诗：

战斗英雄杨保孝，劳动干劲比天高，风雪中开荒挖渠道，不怕双手起血泡。

夏天割麦把秧薅，不怕烈火似火烧，特等功臣人人夸，建设新疆立功劳。

开春了，一群大雁在湛蓝、潮湿的天空飞过，它们扇动着优雅的翅膀，像拉小提琴似的“咕嘎、咕嘎”地唱着春天的歌。大地复苏了，１．８２万亩新开荒地里撒上了麦种。

秋收了，一群大雁在透明、灿烂的天空飞过，它们一会儿排成“一”字，一会儿排成“人”字，从蔡家湖金色的麦地上空飞过，为收割的战士唱着丰收的歌儿。

一位肚里有点墨水的战士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就在割麦现场写了一首小诗：

烈火似火烧，汗珠向下抛。

团长割麦走在前，后边镰刀沙沙响。

二海低声问班长：

“团长真是好领导，快叫团长歇歇吧，这几夜他都没睡觉。＂“我再三劝他都不行呀，他手上磨泡我早知道。＂团长割到头，望着金山微微笑。

战士割到头，望着团长笑。

１９５３年，全团生产粮食１２８万公斤，向国家上交小麦１５万公斤。当交粮的车队在一片锣鼓声中来到乌鲁木齐时，王震将军早早地站在那里迎候。他一边为送粮战士戴大红花，一边夸奖地说：“五十一团打仗是英雄，生产是模范，人民要给你们记功！”

一句话的结束语从一○三团政工办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团１９４９年进疆、现仍健在的离休老战士还有８６人，千余名军人长眠在蔡家湖这块土地上。

（本版图片由鲍飞提供）